刘梦溪：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2)

　　刘梦溪：不一定，我不想设定明确的时间。没有早些完成，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学术兴趣中间发生了转移，我喜欢上了马一浮。本来是研究王、陈、钱，一旦进入马，其他就暂且推后了。马一浮在20世纪大师中，是学问最好的一位。史学和考据学方面，马一浮前面自当有人，但义理学，对中国思想义理的分疏方面，我看不出有谁能超过他。马一浮读书多、思想深，本我完整而又有超越性精神。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讲，陈寅恪是站在地上，带着深沉的家国天下的兴亡之感，关注故国与文化的未来，而马一浮则站在云端，以自足而又超越的理念俯视众生。

　　六、跟随马一浮由宋学返归“六经”

　　记者：马一浮先生被周恩来誉为“当代理学大师”，被学界誉为儒学“现代三圣”之一。他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刘梦溪：是的，马一浮的书法一如其人，有圣者气象。读通马一浮，有两个学脉必须了解，一个是儒学，一个是佛学。儒学的学脉直接和宋代相连接。中国的学术思想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学，到两汉经学，到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到隋唐的佛学，再到宋代的理学，宋代的学术呈现思想的大汇流，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汇流。朱熹是集大成者，周敦颐、二程、张载，各有千秋，他们把儒学带进一个新天地，和先秦、两汉的儒学不同了，已经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但他们本人不承认，文章、言语经常辟佛。马一浮的学问直承宋学，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赞成宋儒既吸收佛教又批评佛教的做法，他认为，不懂佛学，不会真懂儒学，佛学和儒学是马一浮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你要问他是儒学家还是佛学家，我说他是兼得兼通，很难讲哪个更重要。他的佛学造诣，20世纪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

　　我被马先生的学问迷住了。所以，一段时间我跟着他往佛学方面走。好在编纂20世纪学术经典的时候，对现代佛学的几大家，杨文会、欧阳竟无、太虚、吕澂等，有过深厚的兴趣，曾遍读其书，对进入马一浮的佛学，颇有帮助。接着又跟着马进入宋代，用近两年的时间通读宋四家的著作。然后写了关于朱熹、关于张载、关于宋学的整体建构的文章。马一浮没研究完，我又研究起宋学来了。而宋儒直接所继承的，是孔孟儒家思想，是对“六经”的重新解说。于是我又追随宋儒的足迹，走进中国思想的的源头“六经”。现在还在“六经”和孔孟里打转，不仅陈寅恪放在一边，马一浮专书的写作也靠后了。

　　记者：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知识和机理的转变过程，而是一个现代学人在当代境遇中，对学术流脉的重新触摸和中国古典思想的重新照亮。

　　刘梦溪： 谢谢。假如我在研究中有点特点，那就是我在喜欢古典的同时，还喜欢思想，重视思想。我当然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思考的。在这个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中，我充满了忧患意识，这是我了解传统理念的一个动力。我希望摸索到一些东西，可以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一个角度，或至少是一个方法。

　　在由马入宋再返回“六经”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我认识到了，或者理解到了，中国所有思想的源头都在“六经”。这个话是马一浮讲的，他说“六经”能够“统摄一切学术”。熊十力也讲过这样的话。他们都讲“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六经”为什么如此重要？中国的学问是义理、考据、辞章并立，考据是学问工夫，辞章是表达方式，义理是作为学术思想的部分，是学问的灵魂。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一个文明体国家最精彩的部分。中国的这些思想结晶，集中在“六经”，就是经过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乐》、《春秋》，《乐》失传了，不能得其全，剩下“五经”。但学者习惯还是称为“六经”，王夫之的名言“六经责我开生面”，熊十力的一本书就叫《论六经》。

　　那么，“六经”的思想义理都是什么呢？“六经”的基本思想义理是诚、敬、信，或者反过来，是敬、诚、信。《易经》坤卦的《文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礼记》说：“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又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这是多么重要的思想！《论语》、《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讲述“敬”义就更多了。我近年的文章和书，做过大量举证。而当代社会最缺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当然是敬、诚、信。因此“六经”讲述的基本义理对今天是否有用，已不成其为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有用，而是对当代精神建构有根本大用。那我就觉得，“五四”以来废除读经，是好大的一个损失，中国最根本的思想长期被隔断了。

　　七、重新分疏国学定义

　　记者：近年来，您对国学、对国民教育多所关注，甚至作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我明白，您是希望通过国学教育，把一整套价值理念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去。对国学，您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理解。

　　刘梦溪：是的，现在很多人都讲国学就是中国整个的传统文化，内涵扩大到无边无界。其实最早胡适给国学下定义的时候，也还稍有边界。1922年北大建立国学门，次年出版一本刊物叫《国学季刊》，请胡适之先生写的发刊词。胡先生说，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什么是国故呢？就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语言，所有这些过去的东西都是国故。“国故”这个词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章1910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但“国故”这个词，40年代以后很少有人再用。后来学术界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应该指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的心学、清中叶的朴学等。如果这个定义成立，国学就是学术史。如果国学是学术史，跟一般民众就不发生关系。不仅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和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也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大家都这么看，现在也如是。

　　其实马一浮先生早在1938年就重新厘定了国学的定义。他当时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提出“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使我如醍醐灌顶，因为我正在由宋学追源到“六经”的时候，所以一下子就通贯起来。由此我认定，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关于“六经”的系统学问。但我提出还要加上小学，即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这是进入经学的台阶。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两根支柱。这是中国人文学术最高的学问，是学术的经典学问。

　　记者：宋儒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传承中，“六经”长期保持着经典的地位，后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中，“六经”是如何被搁置起来的？

　　刘梦溪：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衍变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重视学术分科，“文学的归文学，史学的归史学，哲学的归哲学”，这是胡适的话，他认为“整理国故”的第一步，是要分门别类，大学的人文学术需要分科。分科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六经”被搁在一边了。“六经”是最高的经典学问，并不是文史哲的综合。有大学很想在国学院设立国学博士，我很反对。“国学博士”是研究什么的？如果你写论文写的是王阳明，哲学系的学生也写王阳明，为什么他得哲学博士，你得国学博士？如果你写的是杜甫，文学系的学生也写杜甫，为什么他得文学博士，你得国学博士？化解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确立国学主要研究经学和小学，国学院就可以把国学和文史哲三科区别开来了。所以我主张，国学院应该设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

　　八、国学和国民教育

　　记者：我注意到，您主张通过国学教育的途径来赓续传统，让“六经”的义理濡染人心。那么国学教育到底如何实施，方为比较理想的方式呢？

　　刘梦溪：“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马一浮先生说得好，“六经”的义理是和每个人的心性相通的，通过学习、涵咏，就是施以“六艺之教”，使“六艺之道”和每个人的心性、经验、体悟联系起来，化作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就可以使每一个人变成一个理性自觉的人。使受教育者既成为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六艺之人”，应该是现代教育追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