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于传统束缚中开疆辟域(2)

——七○后作家访谈录之五

　　10.您的全部作品中，您对哪一篇最为满意呢？为什么，它对您、您创作的特殊意义在哪呢？

　　李：我最满意的还是《前面就是麦季》，它融合了我自己的风格和当代中国小说的审美标准，他对我的特殊意义就是得了一个鲁奖，可以让我放开地去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而不必再为了这个奖屈从什么标准。

　　11.2005年你挂职到基层体验生活，在挂职期间对您触动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段生活提供了哪些素材给您，除了素材的供给之外对您的创作还有其他什么帮助呢？您思想上(生活的、创作的)在挂职之后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变化？你怎样评价自己的这段有意识的挂职体验呢？

　　李：挂职其实对我创作的影响并不大，我至今只用那四年的生活写过一个短篇《焰火》，还是为了给刘醒龙老师在《芳草》上给我开设的年度专栏。挂职更多地改变了我这个人，让我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和中国人的本质，可以说我换了一种眼光看待社会和生活。挂职给予我的东西，以后可能会体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里，但我不会用它单独写一部小说，有时候，人明白了，不是什么好事情。

　　12.您说“小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挂职期间我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那么您所了解的真实的中国基层是什么样的，与挂职之前所认为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李：这个问题还是用小说作品回答会更准确些。

　　13.您说一直有个理想，就是能写一本风靡全国的书，但不是文学作业。它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可不可以具体谈谈您想要创作的这个理想作品是怎样的呢？对于纯文学观与现实主义文学观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这个很难说，因为毕竟是个理想，理想的光芒永远是模糊的。我个人认为，纯文学观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主义是最先锋的。

　　二、由为同龄人画像向乡土的回归

　　14.在现当代文坛上始终有“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回首山西老辈作家他们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用原生态的地方语言淋漓尽致的表现土生土长的山西农民的生命史，而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您作为山西新锐作家您却将这一局面打破，大大开拓了写作题材，例如您的《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流氓兔》《师傅越来越温柔》等都为读者展现了城市中上至公司老总下至工厂里的工人的生存状况，揭示城市人的生存荒诞与危机，您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那么从山西作家整体创作来看，您是怎样评价自己这一创作题材的开拓？您是否描写城市生活的野心？您怎样看待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

　　李：这个实在是过誉了，也是误解了，我当初写都市，正是因为对都市的陌生和不了解，所以才有荒诞的感觉，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也要归于天赋，更要归于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的环境改变。韩石山老师曾在省作协文学院为我们开的研讨会上说我是山西文学的一个“异数”，这是对我在当时山西文学格局中的准确评价，但绝对谈不上什么开拓。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我觉得只能说是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城里住的都是农村人，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大的乡村社会，就像英国其实是一个大庄园。非要用一种标准来注解中国的城市化，那么我觉得用人的代际来体现更准确些，比如说“90后”和二十一世纪生的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城市人了，就算是生在农村，因为教育的原因，他们也和城里孩子没有什么城乡差别了。

　　15.《婚姻之痒》您在网络上贴出并且有好多读者跟读的一部特殊的作品，这有些类似于网络小说的写作方式，而且小说结尾您让女主人公庄丽死去，这样的的处理让很多读者受不了，觉得不该让女主角那样死去，您笑说自己当初是顶着网友和读者的威胁把结尾处理成这样，是为了让痛感更强烈些，引发的思考更深刻些。那么您怎么看待读者对写作者的这种干预？您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与传统的那种由作家预设隐含读者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吗？而您又是怎样看待网络文学？

　　李：这样的互动，在有网络之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完了，但感受到了读者意愿的强大力量和诱惑力。其实在当时日本、韩国和港台的肥皂剧创作中就引入了观众的意愿，剧情基本上根据观众意愿的调查结果走。后来风靡世界的美剧《越狱》更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那些“第几季”、“第几季”的每周拍一集的电视剧，都是如此。这种生产方式其实不是创作，而是一种营销，真正的创作首先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与读者或观众的共鸣是产生子啊独特发现的基础上的。我的《婚姻之痒》不是网络文学，因为它是我在快完成的时候才贴到网上去的，我对网络文学其实很陌生，当然，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界限更明显了，他们基本玩穿越和魔幻，不和现实玩了。

　　16.《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作品的创作被称为“同龄人的画像”，在作品中您用大量的细节将李乐、马小波、小邵这些主人公刻画的十分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有着激烈的竞争、紧张的人际交往、残缺的信任、沦丧的道德，在这样的夹缝中主人公都有一份自己的坚守，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您这一辈人的呢？您认为这一代人身上的思想、生活特质是什么呢？而对于您这一辈人影响最大的事情与思想是什么呢？

　　李：李乐、小邵、马小波，其实都是我自己，《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这三部曲，也是我们七十年代生的农村人的命运轨迹。七十年代生的人，是有社会担当意识的最后一代人，也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深重，愿意为家庭牺牲自我，也更愿意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是普遍愿意靠自己奋斗去获得幸福的最后一代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情应该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从而毕业后不包分配，使很多人尤其没有全日制本科文凭的人成为聘用人员和打工人员，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向社会，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至于思想，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受体制制约比较严重的一代，基本上屈从于生存和发展，对社会地位和金钱持传统的重视态度，反而对一些思想和思潮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八零后”，在当下谈思想也是奢侈的事情。

　　17.在您的作品中有些中篇或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中截取出来的，例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是从长篇《母系氏家》中截取出来的，短篇《流氓兔》是从长篇《公司春秋》中截取出的一个故事片段，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创作上的自我重复吗？还是从短篇到中长篇创作必然经历的创作过程？您怎么看待当前70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

　　李：《前面就是麦季》是以《母系氏家》为大背景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中篇，而《公司春秋》是由《流氓兔》等十几个短篇攒成的一个长篇，这不是重复，是素材的整合。我不认为“70后”又什么长篇小说的困境，因为长篇从素材上讲是需要生活阅历的，而从思想上讲是需要年龄和阅读的，“70后”的长篇少，我认为就是以上两个原因。但我认为文学的圈子化，和读者的作者化，使得“70后”作家绝大多数成为刊物作家，而失去写书的强大掌控力，这的确是个值得警惕的事实。

　　18.之前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总是晃动着自我的影子，而《母系世家》将艺术视野转向了另一片天地，从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转入到对中国乡村风俗画卷的抒写，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和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是您风格转变之作，您认为转变之后的作品取得了哪些突破呢，在风格的转变过程中您是否遇到难题呢，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呢？作品风格的转变是有意识的去做的吗？您怎样看待自己前后这两种风格？

　　李：以前写自我，其实也是写别人，只要能把握时代脉搏，和读者产生共鸣，就基本敢说自己是个作家了。后来写乡村，也不是刻意的改变，是自然的转变，因为乡村生活经验已经渗透进我的血脉里，比起城市人，我更懂得农村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一个作家走向成熟，必须完成的转变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入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和思考。关于这个转变，必须遵从自身的自然完成，不是刻意所能达到的。我对自己两个阶段的写作同样珍视，自我是一个人年轻时应该书写的，而乡村世界也是一个人走向中年是对美好记忆的再现，是对过去时代的一个记载。写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没有任何的难题可言，至于说到突破，我想是我写出了乡村人物的世界观和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