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从电影《白鹿原》的宣传闹剧看文学伦理的失范(3)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不具有文学或艺术方面的意义，但是应该提到。发行方自己看出了这是一部观赏性一般的影片，不得不考虑院线的接受能力。因为时长而大幅提高票价是不可能的，那只会使观众更少。保持与其他影片相同或相近的票价而时长却超过其他影片太多，院线也不会接受，于是就只能剪成现在这样。

　　第二种可能更有意义，实际上也是这部影片之所以难拍的真正原因。小说《白鹿原》全书共34章，书中的田小娥死于第19章。按章数说，全书刚过一半，她就出局了。而按故事说，构成小说《白鹿原》的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才刚刚展开，使小说《白鹿原》成为一部有重要价值的作品的那些意蕴才初露端倪，那些愈益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些更加令人震撼又发人深省的故事，都是在没有了田小娥以后发生的。既然王导演要拍的电影仍然是《白鹿原》，并不是有人戏称的《田小娥传》，那么在田小娥被杀死以后，他还得把小说中原有的那些故事接着讲下去。问题是田小娥在小说中只是个次要人物，没了就没了，而在影片中已经成了主要人物、女一号的田小娥，没了就坏了。按张雨绮的说法(显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影片创作者的想法)，是田小娥的情欲在推动剧情的发展，那么没有了田小娥以后的剧情，靠什么来推动呢？而失去了推动力的剧情，又怎能不脉络混乱、支离破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拿这个话太当真，仅视为一个不靠谱的宣传秀，而且实际上也只需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它的主人公在剧情刚刚过半时就死掉了，又无法作为鬼魂继续出现，它不成为世界上最难拍的电影才怪呢。

　　这个难，是编导自己弄出来的！

　　至于什么“大尺度”的“激情戏”，纯属扯淡。众所周知，中国的电影审查在这方面最挑剔，也最没准儿。明知对小说的改编在内涵方面存在着不少难点，却偏要在这上头故意跟审查方逗闷子玩儿，那不是没事找事还能是什么？实际上，小说中的那些性描写，本来就可有可无，而就其本身来讲，写得也并不成功，甚至无妨说相当粗糙。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个是可以比出来的。但话说回来，可有可无也好，成不成功也好，只要作家愿意小说里有这些，他就有权让它出现或保留在小说里，出版者认可就行。小说《白鹿原》中的性描写就是这么个结果。出版以后，它让有些人很喜欢，也让有些人不喜欢，都很正常，无非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它究竟是给作品增色了几分还是减色了几分，亦自是见仁见智。事实上它对本书能否获得茅奖并无重要的影响。知情者都了解，茅奖之所以特别指定授予当时尚未出版的“修订版”，性描写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因素。电影《白鹿原》在“大尺度”、“激情戏”上作秀，无非是要寻找一个媚俗的卖点，而在宣传上却不惜过甚其词，弄得好像没有了这些玩意儿，《白鹿原》 就不成其为《白鹿原》了，实际上是对小说的歪曲和伤害。

　　然而，在另一些地方，影片宣传为了论证那个“最难拍”，又信口开河地抬高小说《白鹿原》，似乎只有它才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小说，甚至是当代小说中惟一的经典，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关于这部小说够不够经典、有没有经典性的争议。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诱使或逼使陈忠实说出了“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那个话，却又被影片的宣传方拿来到处张扬。看起来，中国真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国度，在它的特别国情里，拍摄一部电影有诸多的禁忌，但在宣传一部电影时，却随便怎么说都行，说得越离谱越出效果。

　　底线是在哪里失守的？

　　公平地说，这个怪不到人家王编导。

　　小说《白鹿原》问世之初，确实有过一些争议，但谈不上如何“激烈”，实际上只是一些不同看法的各抒己见，各自把观点摆出来，道理讲出来，也就完了，并没有多少相互之间的驳难与交锋。那时候文学批评的风气还比较正，而这部作品的历史观、倾向性又没有多少太过复杂之处，时间不长，就整个批评界(哨兵除外)来说，很快、很容易地就在对它的总体评价上有了基本共识，包括对它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出批评表示不满的批评家，都承认它是当时条件下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是一段时间以来的上乘之作。没有一位严肃的批评家，一篇严肃的批评文章，认为它就是一部经典，正如也没人全面否定它。一些涉及历史观、倾向性的批评不谓不尖锐，但并没有弄到让作者不得不以“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来自辩的程度。小说获得茅奖之后，没有认真的批评家说它根本不够格，正如也没人说它在历届获奖作品中排第一。评奖过程确实有过一些波折，但那与其说是因为对参评作品有不同评价，还不如说是因为对奖项本身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理解。议论最多的倒是那个“修订版”——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现一个严肃的奖项将一个文学大奖授予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20年过去了，出现了什么新情况需要对已有的共识进行重新评价吗？没有。当然，这里没有把出现了一部改编得并不成功(也不是很失败)的电影算在内。我认为，仅仅因为电影没有改编好就回过头去要求对原著重新评价，是件很荒唐的事；而仅仅因为出了一部改编得不成功的电影，就把一部从来没人认为是经典的小说抬高为经典，纯属闹剧。

　　但是，仅仅嘲笑影片宣传方无端制造这种闹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真反思的是文学伦理的失范。在正常的文学伦理规范下，“经典”是个有确切定义的概念，比如批评界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指出近十几年来它的获奖作家、作品中缺少真正的大师和经典，就是对这一概念的恰当使用。随随便便就说某一个作品是经典，是要被人耻笑的——这个人的眼格怎么这样浅？在这样的正常状态下，电影《白鹿原》的宣传方，恐怕未必有冒着被天下人耻笑的胆量，硬要把小说原著捧为经典。正因为文学伦理已经失范，他们才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公平地说，在信口开河、指鹿为马的众声喧哗里，被捧为经典的中国小说，《白鹿原》远不是第一部，倒是很可能是最好的一部。而在这个众声喧哗中最有“华彩乐章”意味的，是那些“红色经典”。

　　本来离经典差着十万八千里，加一个副词，“红色”就成了可以大幅提高蛋白质含量的三聚氰胺，几部“三突出”的样板戏，不无可取之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乃至《英雄虎胆》，纷纷成了“红色经典”。不知道宣传方有意张扬“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是不是一种策略———万一够不上经典，将就个红色经典也好嘛。

　　陈忠实说的是实话。虽然小说中的朱先生有言：“看来都不是君子！”但是在涉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时，作者的立场“绝不是中立”的。他毫不含糊地写出了腐败的国民党的最后败亡，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的共产党的最后胜利，正如一首歌里所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不错，《白鹿原》是一部主要写政治的小说。说它写的是“历史和文化”，那也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文化，只不过它那个政治不是两党政治，也不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倒是更接近于孙中山那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政治。用陈忠实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帝制崩溃以后，中国怎样治理。民元伊始，民主、共和、宪政，都是一些理论上的选项，袁世凯是当时对这些选项都有相当了解(如果不是最了解)的政治家，可是他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不能没有皇帝。于是他让自己当了皇帝，然后听到整个中国发出了一致的吼声：中国不要皇帝！转眼之间，他的王朝和他本人一起烟消云散。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在这两难之间试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是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朝廷？还是拥戴一个不穿龙袍的皇帝？这才是《白鹿原》的题旨，也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而这种价值之得以确立，则在于陈忠实按他自己的理解，忠实地记载了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大的段落，故事终止于这个段落的结束，而不是那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他同样忠实于自己的局限，没有试图为那个尚未到来的最后解决提供某种答案——连一个猜想都没有！

　　当然，这个答案不可能在“土地样”的田小娥身上找到，不可能在“田小娥式”的土地上找到，也不可能在“文化”上找到。

　　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学生态里泛滥着关于“文化”的陈词滥调，仿佛什么都能归属于文化，而文化又什么都能解释，甚至什么都能解决。小说《白鹿原》里那些地域性的风土人情描写，确实为作品的生动性、丰富性增色不少，但无助于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无助于推动那个历史进程的演变。在电影《白鹿原》的宣传中，“秦腔”和“麦浪”，都被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来宣扬，仿佛这就是衡量一部电影“文化含量”的终极指标了。不错，作为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们不失为相当精彩的单项成果，前者是很有听觉冲击力的音乐，后者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但也仅此而已。如果不是作为电影音乐，文化意义上的秦腔原是一种地方戏曲，和大多数地方戏曲一样，正面临着无可挽回的衰落。至于那片麦浪，稍有“最基础的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那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麦浪——那时候的小麦亩产远没有这么高。所以它再好看也只不过是好看。如果你因此想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倘若当年的土地真有那么慷慨，一亩地能提供360斤而不是120斤小麦，那些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事，还会是这种样子吗？

　　在我们的文学生态里，也弥漫着关于土地的呢喃碎语。对于农民、农村、农业来说，土地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喜欢将它抒情化，一说到农民，就离不开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而一说到这种“深厚感情”，就只剩下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感恩和依恋。其实，稍有“最基础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远不只是个感情问题，而且即使仅就感情而言，强烈希望挣脱土地对自身束缚的农民亦不在少数。从小说《白鹿原》中，看得出作者对土地问题做过认真的思考，也看得出他下笔时的谨慎。在绝大部分篇幅中，作者对土地仅止于客观的描写，直到临近结尾时，才很有节制地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就是白嘉轩听从了朱先生的指点迷津，及时卖掉了所有的土地，从而避免了土改中被划为地主的噩运，同时也失去了他在乡土社会中保持支配地位的最后可能。小说的叙述到此结束，它留下了足够的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和思考，比如在一个全体农民都不再是土地所有者的乡土社会里，靠什么来维持它的稳定？什么人最容易取得这个乡土社会的支配地位？

　　田小娥？

　　确确实实，是到了关注一下那些“最基础的常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