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从电影《白鹿原》的宣传闹剧看文学伦理的失范

　　陈冲

　　根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摄制的电影《白鹿原》终于公映了。这是一部改编、摄制得并不成功、但也不能说很失败的电影。电影的摄制是一个艺术生产的过程，而公映则是商业行为。当一部电影成为一个商品面临销售环节时，宣传和广告就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而中国人最擅长的宣传手法就是炒作。所以，当一部电影，尤其是那些“大片”，其宣传费用多得足够拍若干部小成本电影时，对于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炒作，我们应有足够的宽容之心，不宜太过大惊小怪。反正信不信由你；信，掏钱去看，不信，捂紧你的钱包便是了。即如《白鹿原》，从开拍到公映，历经多少多少年，中间又是如何地“一波三折”，又是出了多少种版本，全都成了炒作的资源，给人的印象，仿佛一张扑克牌哪头朝上拿图像也会跟着变；这头朝上，是个因为举步维艰而一脸苦相的K，换一头朝上，就变成了因为炒作资源异常丰富而沾沾窃喜的Q。然而，尽管这种长时间的炒作非常热闹，也很有戏剧性，炒作终归还是炒作，尚不宜径直称之为闹剧。让这场炒作最终出离了炒作，变得只能称之为闹剧者，应归功于两件事：一是该片导演王全安宣称，他在这部影片中“最感兴趣的是土地与人的关系”，影片“遵循的是一个土地的视角”，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二是他的宣传团队临死拉来个垫背的，宣称小说原作者陈忠实有话：“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人与土地的关系就是农民种地？

　　先不说小说《白鹿原》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土地。即使原著关注的重点是历史和文化，电影通过改编将侧重点转到土地上来，也不是不可以。电影如果真是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很好，倒不失为对原著的一种充实和发展。

　　电影《白鹿原》实际上是不是关注了土地也先不说。按正常的要求，如果影片并没有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上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认识或发现，导演最好不要拿这个来说事儿，以免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但我们仍然无妨宽容一些，因为中国历来有一个传统：缺什么偏要吆喝什么。所以，如果王导演仅限于吆喝一下他的关注点，我们还真不好说什么。不幸的是，他不是仅止于宣布他的关注点，还详细说明了他是怎样关注的。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变化。

　　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常常会忽略一些常识，而土地就能为我们带来最基础的常识。正如影片中的田小娥，你种什么我就长什么，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同样的道理，你善待土地，庄稼就长得好；你对土地不好，它就会闹饥荒。”

　　按王导演的这种说法，人与土地的关系，就是农民种地。这种关系的好或坏，就取决于农民肯不肯好好种地，而电影《白鹿原》所要普及的常识，就是劝农民好好种地。这样的电影，也值得花好几十块钱去看一看？或许，倒是不看这种电影，我们反而离常识更近些。比如我们都有一个常识性的记忆：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农民不好好种地造成的。即使按最“那个”的说法，那也是因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

　　这是对公众智力的公然愚弄——如果不说是公然践踏的话。

　　而这种对公众智力的公然愚弄和践踏，正是当下文学伦理失范的一个突出表现。

　　王导演在不长的一段话里，一口气抛出了三种说法：“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视角”，“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从语气上看，他是把它们当作意思差不多的词语来使用的，属于“同义反复”，意在强调电影《白鹿原》的主要关注点是土地。所以在那段话里还包括着一个说明：“对于人类而言，什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土地——人类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最深。”其实，只要对土地问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土地的视角”看农民，和“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学理上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然后，即使这两者相加，也远不能涵盖“人与土地的关系”的全部内容。由此看来，认为“人类最了解土地”的王导演本人对土地的了解就很有限，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最不了解的事物里面就包括土地。

　　迄今为止，人类，至少是在中国，还相当普遍地把土地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资料，即如王导演所说的“你善待土地，庄稼就长得好”，就是一种把土地视为生产资料的观点——当然也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这与其说是对土地的了解肤浅，还不如说是了解土地的误区。土地有时候确实是生产资料，但土地还有生产资料以外的属性。最浅显的实例是，当它被用作耕地时是生产资料，被用作宅基地时就是生活资料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地租理论，这个地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一部分，但又是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范畴，把土地视为生产资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仍然看到了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生产资料，例如它的资源的稀缺性——总量的有限性，以及它的可用年限的无限性。它原则上不能被制造出来，但也不会报废。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它是惟一一种不需要计提折旧的生产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进一步探讨土地的生产资料以外的属性，因为那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地租理论也涉及“矿山用地”和“建筑用地”，但后者所指的建筑仅限于厂房、商店，却不包括住宅。

　　可是当我们讲到“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土地已经不仅仅是、甚至完全不是经济学的对象了，我们还可以把土地仅仅当作生产资料来对待吗？

　　在田小娥身上能“种”出什么来？

　　王导演在阐明他所理解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时，以“正如影片中的田小娥”一语，把这个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与“土地”做了一种“等价”的比附。至少从影片的实际效果看，这种等价处理确实完成了一种转换：既然影片的关注点从小说原著的“历史和文化”转换为“土地”了，那么“土地样”的田小娥从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升格为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了合理的理由。

　　但是，这种升格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障碍：在小说中，田小娥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形象。曾经有评论批评陈忠实，说他在小说中对待田小娥的主观倾向性含有很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并非没有道理。虽然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始终保持着客观的语调，但是从叙述出来的故事及其结果看，田小娥所起的作用，几乎就是“女人是祸水”这句祖宗遗训的注脚。当然，我说的是“几乎”。陈忠实的现实主义使他最终绕开了这个陷阱；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人的命运，归根结底是由其他各种必然性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整体上是由时代决定的，田小娥只是其中的一个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因素，而且基本上是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这几个人的命运，有她没她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关涉的只是属于肌肤的部分，无关骨骼和血脉。假设我们把与这个人物有关的文字全部去掉，相比之下，没有了田小娥的《白鹿原》可能会在小说的肌理上粗糙一些，单调一些，但是这个小说世界的完整性不会受到破坏，也不会出现空白。正因为作用有限，这个人物在道德判断上所具有的负面性，并不影响她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鲜活性和感染力。但是，这样一个人物要作为电影《白鹿原》的女一号，就必须对她做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这个改造的极终目标，就是“去负面化”。为此，导演动用了电影艺术的各种手段，包括演员本身及其表演(例如我们可以在宣传剧照乃至海报中，看到这个人物的大义凛然、绝对正面的肖像特写)，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陈忠实在小说中对田小娥所做的评价：“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便被彻底颠覆了。一个反抗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田小娥，不仅成了电影《白鹿原》的女一号，而且实际上成了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比如田小娥的扮演者张雨绮就认为，是田小娥的情欲，改变了其他人物之间原有的关系，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本身也是编剧的王导演做出这种选择的动机并不重要。以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尺度”的“激情戏”当卖点也好，借此给自己的爱妻“大尺度”地增加戏份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一个正面的田小娥“篡夺”了影片的主人公地位以后，她的存在就变成了这部影片所构建的那个“世界”的价值判断的标尺，体现着导演反复强调要让我们明白的“最基础的常识”：“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