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李辉)(3)

　　我讲到的另外一个老人是曹禺。曹禺先生是了不起的天才剧作家，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也愿意像巴金一样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后来写《王昭君》，包括其他一些话题，都是命题作文，真正有份量的东西是在他三十几岁左右写成的，1949年之后他的话题基本上没有站得住的。1983年，黄永玉先生与曹禺有过通信，其中一封黄永玉对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评，他就说：“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他们是两代人，黄永玉是曹禺的晚辈，但他们是平等交流。黄永玉是性情中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曹禺也很特别，看这封信后很高兴，并不生气，就回了一封信，回信现在还在黄永玉手上，黄永玉告诉我曹禺的回复：“我读了你的信。我告诉我的女儿，到街上买了一个大照相本，把他放到相册上，一页一页的贴到照相本上，现在我可以随时翻，当我偶尔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在你的信里看到一个火辣辣的词语，他促进我拿起笔再写下去。”曹禺用这样一个坦荡的胸襟对待晚辈的批评，当然，曹禺实际还是没法改变自己。

　　有人跟我探讨曹禺到底复杂不复杂，或者说他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痛苦。曹禺年轻时就写出《雷雨》、《日出》，我觉得他自己就是戏中人，曹禺的东西，包括看他平常的一些讲话，生活就是戏，戏也是生活，他没有分开，包括在老朋友面前的表述，不能说他是做戏，他是融为一体了。巴金8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纪录片，在新影厂开座谈会，当时请曹禺参加，曹禺发言非常慷慨激昂，因为那段时间气氛比较活跃，都谈文革反思，谈讲真话，谈作家独立思考，很热烈，曹禺讲话也很激动，说“我跟巴金相比简直不是人，人家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非常痛苦，但是过了不久该表态还表态，该怎么批判人家还怎么批判。

　　在我写关于人艺话剧文章时，又认识到曹禺的另一面。曹禺当时是人艺的院长，一方面像黄永玉所说“为势所误”，不愿意和别人拧着来，该表态就表态，该批判就批判，但他还得做自己的事情，两个动作在人艺起了很大作用。第一，在他任下，1981年把高行健从中国作协调到人艺，他是院长，如果院长不同意应该说是不可以的，这才有了高行健后来的《绝对信号》、《野人》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剧。林兆华导演的几个话剧在1983年受到批评，曹禺私下写信给他很大鼓励。

　　第二，张辛欣在80年代是文坛的风云小女子，小说有《在同一地平线上》、《疯狂的君子兰》，以及电视剧《运河人》，当时真正做纪录片的除了黄永玉就是她。张辛欣发表《在同一地平线上》后遭到批判，她在毕业时分配不出去，谁也不敢要，因为她当时的作品都发表在巴金的《收获》上，巴金就保护她，到上海后就住在巴金家里。巴金向曹禺推荐张辛欣，后来人艺接受她当导演，工作才有了着落。曹禺可能是复杂的，他有他的威望，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种文化的衔接和推动，这才是真实复杂体的曹禺。

　　记者可以有自己想法 但要用更宽泛心态对待历史

　　对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也有很多遗憾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文革过来进入大学，对是非太清楚太明确，尤其1982年前后经过学校的一些影响，好像谁的思想不解放，年轻人都嗤之以鼻，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当时我们认为丁玲是个比较左的人，她批评《芙蓉镇》，批评一些年轻作家，我们都觉得不能接受，虽然有很多机会，但没有单独做采访，这是件遗憾的事情。还有周扬，当年那些整胡风的人，其实也应该采访。对一个记者来讲，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有一种更宽泛的心态对待历史。现在想来，没有采访周扬、丁玲是多大的遗憾。包括胡乔木先生，当时也是有机会采访的，都很遗憾。我不采访丁玲是因为她1978、1979年写文章骂沈从文，我觉得不能接受，也是个人情感在里面，因为当年他们两人关系很好，1924年就相熟，关系非常密切，胡也频遇难之后沈从文陪丁玲把孩子送回常德，在武汉时遇到凌叔华夫妇，八十年代凌叔华回来见友人，沈从文说有丁玲参加我就拒绝参加，所以这个宴会沈从文就没有出席。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沈从文和萧乾没有见上一面。沈从文是萧乾的恩师，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念书时，第一篇小说和后来很多小说都是在沈从文当时所在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包括毕业时也是沈从文把萧乾推荐到大公报。但是文革期间他们产生一些不同的矛盾，我一直想撮合，因为他们俩人都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朋友有三个人是最有才华的，一个曹禺，一个沈从文，一个萧乾”，而三个人都跟巴金关系很好。有时我见到巴金也会聊，萧乾和沈从文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萧乾说萧乾的理，张兆和对我说她的理，都觉得各有道理。作为晚辈，我总觉得和好才是，那么好的关系干什么闹那么僵。

　　1988年的4、5月份，我去看沈从文，当时《萧乾传》出版了，我提前寄给他，然后请他讲几句关于《萧乾传》的话，然后我又说：“要是萧乾来看你，你见不见？”老人家当时说话也不利落，说：“他要来我怎么不见？”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回到报社赶快写信给萧乾，然后我又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巴金，接着我就到贵州出差，等我出差十天回来，沈从文去世了，当时我觉得非常遗憾。后来萧乾给我写了一封信，张兆和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在巴金给张兆和的信中也提到这件事，虽然他们没见面，但也算和好了。沈从文去世后萧乾第一时间写了怀念文章，在台湾《联合报》发表，后在内地也发表，他用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弥补。

　　结语：用悲悯心态看历史中的人和事

　　我愿意以史料为基础来叙述历史，现在的口述历史太多了，我原来热衷于做口述历史，在80年代、90年代做了很多。现在读了很多之后，尤其是这十年，很多内容不敢相信。早年在功利性还不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比较严肃对待，现在有图书市场、读者选择、媒体热点等影响后，口述历史很可能首先是满足现时代的读者需求。历史的回忆也要小心求证，不能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整理的口述，其中一段讲到黄永玉，说黄永玉很聪明，而沈从文在文革前很低调，不受重视，所以他跟沈从文就不来往，文革之后沈从文火了，他就开始来往。这种回忆没有任何根据，因为我收集的大量资料都是沈从文给的，50年代、60年代往来的书信，沈从文当时的书都是黄永玉设计封面，他们俩住的也很近，来往很多。现在有些东西可能不达标，可以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件事持否定态度，但不能因为是否定态度，就把过去的事情朝另外一个方向说。

　　当然，我也有遗憾，有些人没采访。现在回想起来，毕竟三十来岁，还是很偏激，或者说是很狭隘，眼光不大，很容易轻易排斥一个人。而现在回顾、研究历史时，对历史人物我更愿意用一种宽容的眼光看待，甚至对老一代人经过的苦难，也更愿意用一种悲悯的心态看当年历史中的人和事。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谢谢大家。 

　　(《绝响》，李辉著，三联书店，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