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李辉)

　　时间让人感到一种沧桑感，三十年前，我从上海的高校毕业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我们采访一些老人，请他们谈抗战的故事、解放战争的故事、五十年代的故事，一转眼到现在，我也要讲我三十年前的故事了。历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首先是每一个亲历者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所看到的每一个细节，是可以触摸的。

　　我今天的题目是“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我就从我1978年进大学之后所经历的一些具体事情来讲八十年代，而不是概括八十年代是什么。我只讲讲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而这个“发生”是我亲身接触过的，从这一过程来看那个年代留给当代中国一些值得留恋和值得反思的东西，甚至也许是再也不可能重温的东西。

　　伤痕文学是1978年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从湖北考上复旦大学。上大学时我们班一个同学叫卢新华，他在1978年夏天发表了一部很著名的小说《伤痕》，后来就形成一个概念叫“伤痕文学”。1978年2月进校，我们班级成立一个文学组，当时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贴在宿舍过道的墙报上，《文汇报》编辑发现了这个小说，认为不错，但还要征求大家意见。卢新华就组织“联合签名”，大家决定是否值得发表。我们几个人就都签了名，我也属于签名者之一，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封信上联合签名。《伤痕》的发表是1978年整个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和历史事件，我有幸成为亲历者。

　　我对80年代的界定是从1978开始计算的，因为从1980年到1990年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我所理解的80年代，是时间之外的概念，或者说是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从文革真正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整个八十年代，这是我的概念，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时间交融在一起的80年代。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组织了真理标准讨论。除思想开放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很多政治家像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在1978年、1979年得以平反，当时我们刚进大学，没有教材，这个月上课刚讲完党史批刘少奇，下个月刘少奇、彭德怀就平反，这个月的讲课内容很可能就推翻前一个月的，1978年、1979年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就是这样。平反冤假错案让大量的“右派”、“走资派”能够重新出来工作，他们的孩子也有了政治上的名分，可以进入中国社会。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给地主摘去“帽子”。在文革中，有四类分子，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属于“贱民”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孩子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能上大学，很多重要的岗位不会给他们。因此，平反冤假错案和给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摘除帽子，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正常参加高考，进入社会，这才有了整个八十年代生机勃勃的状况，才有了整个民族凝聚一心的状态。

　　我到复旦之后，经历了伤痕文学，认识贾植芳先生(编者注：著名作家，曾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后在1978年得以平反)，这些过程实际上对我后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1982年报道世界杯会被认为是将资产阶级热引到中国

　　我是1982年2月来到北京的，到现在也有31年。我中学之前都在乡下生活。所以贾植芳先生就写信，让他的朋友能够关心我，安排我去采访或者接触一些人。我当时被分在《北京日报》，在《北京日报》实习一个月之后就要各自选择，我当时的选择是《北京晚报》。

　　我为什么要选择《北京晚报》？这就要谈到八十年代的媒体。整个八十年代，纸媒是主流媒体，声音最强大的是纸媒。广播也还可以，但没有报纸那么丰满。1982年，我们现在流行的“都市报”还非常少。1982年整个全国只有《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三家晚报，而其他的报纸都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机关报，像《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我觉得《北京晚报》相对党报来讲，还是比较轻松、自由、拘束比较小的媒体，我喜欢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就要求到《北京晚报》。

　　1982年3月份我开始进入《北京晚报》做文艺记者。当时的媒体经过文革期间的封闭状态，很多思想、文化的概念还没有放开。虽然有思想解放运动，能够在政治上有一些开放，但对于西方的东西还是比较谨慎，或者说是有一种恐惧感和担忧。1982年最重要的体育活动就是在西班牙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我们有三个体育记者，世界杯要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大事，但1982年世界杯与中国的距离非常遥远，当时我们组内讨论，没有人敢说做专版，只是说做一个专栏，能够集中介绍世界杯比赛，就做了一个栏目“世界杯足球大赛”。

　　第一天报纸出来后，就有人说这个专栏要停掉，不能把资产阶级足球热引到中国来。第二天这个栏目就取消了。当时像世界杯这些重大的体育赛事，党报是不可能发表的，甚至连《北京晚报》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都市报也只能发一点点，而且不能突出。媒体发展到现在，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在当年都是不可思议的，当时不可能想象得到，后来的媒体会这么发达。

　　媒体的发展就是这样，从一些小的事情上，慢慢走过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直到现在。现在流行歌星、京剧《四郎探母》都不算什么，而在当时是“洪水猛兽”，要慢慢地一点点挤出来。如果把最近铺天盖地的体育报道，比如网球赛、足球赛，和当年那么一点点的报道放在一起对比，就会看到媒体革命性的变化是多么惊人。

　　做为一个媒体人，能做到今天，是一种历史的幸运，因为我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不同的人接触，每天能够感受很多新鲜的生活素材，接触新鲜的人，思维就不会衰老，会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去想、去做。

　　归来者：批判过孙冶方的陆定一八十年代去医院看望他

　　1982年到北京，我拿了一个黑白傻瓜相机，用了将近十来年，拍摄水平很糟糕，但拍摄的对象和瞬间对我非常重要，有时候没事，我就把当年的照片、资料和书信拿出来，翻一翻，重温历史。我把这些因冤假错案平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人叫“归来者”，从文化领域看，是一些作家、诗人；从政治领域看，是一些政治家，比如习仲勋，包括前天去世的于光远先生，都是文革后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上面这张照片是1982年4月拍的，我刚做记者一个多月，当时北京召开文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议程就是恢复几位作家的文联委员身份，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是沈从文。因为贾植芳先生的关系，我到北京后首先见了胡风和梅志(编者注：作家，胡风的夫人)，1982年他们搬家，我当时帮忙去搬，知道4月份会有这么一个会议，会议上正好胡风和艾青走在一起。我说：“胡先生，你们俩停一下，我给你们拍张照片。”这是从大会堂的礼堂走出来时拍的。这两位都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那个时候的“归来者”。艾青是1957年的大右派，胡风是1955年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在监狱坐了很多年，到1978年，精神分裂，后来治疗回到北京。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就到了新疆，劳改很多年，艾青也是胡风七月派诗人之一。当他们在大会堂走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瞬间，所以拍了这么一张。

　　上面这张照片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与文学无关，但与文化有关。孙冶方先生在六十年代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要谈利润，1960年代遭到批判，批判他“利润挂帅”。1982年下半年我去北京医院看望采访阳翰笙先生，正在这时陆定一进来了，陆定一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孙冶方当年“利润挂帅”受到批判，也是在陆定一的领导下进行的。1982年孙冶方先生病重，陆定一先生当时也恢复了工作，也是“归来者”，因为文革中被打倒了。陆定一先生去看孙冶方，我听说他要到隔壁病房去看孙冶方，马上向他提出来能否一起去，当时领导人与下面的记者很随便，他说可以去，没问题。经过文革十年的磨难后，他也在反思很多东西，所以很愿意和年轻人接触。拍完之后，我还洗了一些照片，给他的秘书寄去。这张照片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张照片，在六十年代批判孙冶方的领导人现在能够去医院看他，一个月之后孙冶方先生就去世了。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机缘巧合的事情，当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再看，它是多么重要的细节。这种细节的容量够我用心解读很多很多东西，它是能构成一个大文章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