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用文字在“胶片”上画画(2)

　　回忆起曾经的农民生涯，凡事靠自学的芦苇第一次谦虚地称自己是拜师受教。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农民读书识字的程度的确不高，可是在田地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老师。芦苇跟着农民学种地、砍柴、磨粮食，光是作物和树木的名称分类就记下了半本子。直到今天，芦苇还清晰地记得哪些树适合砍了当柴火，哪些树能盖房子用，哪些树有毒，轻易碰不得。

　　那几年当农民的日子，芦苇最大的感觉是真实，种地收割、砍柴烧火、晨耕暮息、自己劳动换吃食……他面对的问题简单而现实，要填饱肚子，就得出力流汗干农活，没什么商量的余地。第一年，芦苇挣了270公斤粮食，这数字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得清楚。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每天干很重的农活，又没什么油水，粮食不够吃。当时，父亲被关在牛棚里，母亲被批斗，即便再有心也顾不上他。

　　心疼孩子的父母只能在芦苇每次回家的时候想办法让他吃顿肉，再给他带上几个鸡蛋、半斤油。芦苇则独自背着这些东西回到100公里之外的农村。

　　那时候，看书对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少年来说是种解脱，暂时忘记了眼前的琐事和烦恼，一心牵挂着书里人物的命运，追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农村生活也教会了他专注和认真，种地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出力，看书的时候就全身心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的编剧生涯

　　插队生涯结束后，芦苇被招到一家国防工厂做开车床的工人。但这份工作仅仅持续了4个小时便告结束，因为芦苇忍受不了操作机器的枯燥与无聊，不愿把自己的大好青春抵押给机器，干脆丢掉工作回家待业。那时芦苇的父亲已经恢复了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好转。既然不愁填饱肚子，芦苇干脆考虑实现自己当画家的梦想。

　　这个梦想还要从芦苇的童年说起，他从小喜爱画画，曾在西安市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中拿过奖。在小学四年级的作文里，芦苇写下自己的梦想是当画家。而事实上，他从未远离过这一梦想。他一直在画画，从纸上到西影厂的画布上，再到今天以文字做笔，在胶片上绘出大千世界的多彩与绚烂。

　　在朋友的介绍下，芦苇结识了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张荣国老师。原有的天赋和老师的悉心指导，使芦苇的绘画水平很快提高起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同情芦苇没有工作，把他推荐到西影厂当工人。在分配工作的时候，芦苇说自己的特长是画画，并把作品拿给大家看。美工部的领导看过后又惊又喜，芦苇的绘画基础很扎实，可以不经培训直接上岗。就这样，芦苇开始了自己的美工生涯。

　　从助理到美工，芦苇做了十年。那时西影厂的创作氛围很好，身边的朋友做了导演，经常找他商量剧本，芦苇比导演还要挑剔，总能挑出剧本的毛病。但是他能骂也能改，后来干脆揽下了改剧本的活儿。白天做美工，晚上在灯下改剧本。最初是帮朋友的忙，他不图什么，剧本上不署名也不在意。

　　他改编的剧本《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取得了很大成功，给西影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厂里考虑合理调配人才，打算把芦苇调到文学部。芦苇不干，一是美工部熟人多，不舍得走。二是当时芦苇心里没底，自己做美工驾轻就熟，写剧本就不一定了。万一真做了专职编剧，写不出来岂不是要饿肚子。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芦苇都留在美工部，但找他改剧本的人越来越多，他逐渐无暇顾及自己的美工本行。更为重要的是，一部部剧本改下来，他原先的担忧逐渐消散，写剧本写出了浓厚兴趣，越写越想写。

　　导演陈凯歌看过由芦苇的剧本拍摄成的电影后，认为他有写人物的能力。他主动来找芦苇，想让他写一部关于京剧的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的《霸王别姬》。芦苇常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赶上了中国第五代导演最好的年华，那是他们对电影最赤诚、追求最纯粹的年代。拍《霸王别姬》的时候，导演陈凯歌去找芦苇讨论剧本，两人彻夜畅聊。陈凯歌的父亲、著名导演陈怀皑读了剧本后直夸芦苇有鬼才，老人家主动承包了芦苇的伙食，每天都邀芦苇来家里吃饭，饭桌上边吃边讨论。说起这段温情往事，电话那端的芦苇声音变得很轻柔，似乎是沉浸在那段好时光里。

　　芦苇是戏曲发烧友，《霸王别姬》这部讲述京剧科班的故事，由芦苇来担任编剧算是找对人了。芦苇从小爱听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福建的南戏、京昆乱弹、地方小戏，他听得如痴如醉。但这还不够，芦苇要自己成为一个京剧内行。创作前期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翻阅跟戏剧有关的书籍，《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还有齐如山的《回忆录》、叶盛长的《梨园一叶》、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大量的文史资料帮助芦苇重塑了民国时代的京剧艺术风貌。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跟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似的。进入到了这种状态，《霸王别姬》的剧本写得十分顺手，台词经常会从芦苇的脑子里蹦出来。

　　一旦进入了角色，芦苇常常是闭关长达数月，一个人享受编写剧本的苦与乐。写剧本是一个酣畅淋漓的过程，一字一句地写下自己的思想，一遍一遍地修改。看着日益丰润完善的剧本，如同看着自己逐渐长大成熟起来的孩子，这是一种只有亲身写剧本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喜悦感。  《霸王别姬》的剧本写得地道而精彩，整部电影几乎是照着剧本拍下来的，没有大的改动。芦苇仔细琢磨着每一个角色，在自己内心的舞台上反复演出，对角色的领悟比演员还要深刻。导演陈凯歌本想为芦苇保留一个角色，让这位幕后的“演员”也有机会走到银幕上，过过演戏的瘾，可惜在电影拍摄的时候，芦苇远在莫斯科写《红樱桃》，这个想法只得作罢。

　　在选演员的时候，陈凯歌主张由尊龙来饰演程蝶衣，他出演过《末代皇帝》，当时有很高的名气和声望。芦苇则觉得张国荣更合适，摄影、编剧、执行导演等5个原创现场投票，结果是4比1，于是有了张国荣倾倒众生的演绎。《霸王别姬》包揽了金棕榈奖等多项全球大奖，主演张国荣却以一票之差无缘影帝之位，这让芦苇觉得十分遗憾。在他看来，以张国荣的演技和艺术造诣完全有能力夺取影帝。芦苇打算另外创作一个剧本给张国荣。在张国荣辞世前一个月，曾打来电话说：芦苇大哥，关于《霸王别姬》我还有好多地方要跟你探讨。芦苇回答说：好啊，你过来吧。没想到，一个月后传来了张国荣自杀的消息，这一段遗憾的空白再也无法补上。

　　《霸王别姬》在国际上几乎是好评如潮，语言有国界，心灵的震撼不分国界。芦苇在国外交流的时候，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友人跟他说片子很棒。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赞赏的神态让芦苇意外而欣喜。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引起外国观众情感上的波澜，用芦苇的话说：“这个剧本没有白写，值了！”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霸王别姬》的艺术成就和广泛影响上时，芦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更多本应取得同样甚至更高成就的影片上。提及这些，芦苇更多的感触是遗憾，在那个本该有更多好作品涌现的年代，仅仅只有这部影片一帜独树，“我们是有能力做出十部二十部甚至上百部，我们本可以把这种影片打造成和好莱坞大片一样引领潮流和风尚，但我们没能做到。”

　　一颗平常心 二十载风雨路

　　做编剧20余年，每年写一两部剧本，芦苇从未因为什么停下过前行的脚步，也没有加快过脚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片层出不穷的今天，他似乎丝毫不受影响，依然是安静地写着自己的剧本。芦苇挑剔，不是什么剧本都接。他所创作的剧本中大约有一半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能被拍成电影，但拍成电影的，部部都得了奖。

　　《霸王别姬》曾于1993年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而近年来中国大片却连参与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评选的入场券都没拿到。连参赛资格都无法拿到的国产影片，如何能赢得奖项？相比上世纪90年代，我国电影行业的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能赢得观众好评的影片却少得可怜。影片类型混乱，缺乏文化内涵，即使是在不断精进的拍摄技巧掩盖下也难以博得观众的好评。一面是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一面却是缺乏文化影响力的国产电影，这是个每提及一次就令人痛心不已的话题。

　　面对几乎丧失文化价值表达功能的国产电影，芦苇试图将自己痴迷的民歌融入其中。这种极具魅力的民间艺术类型，给国产电影注入了新的文化生命力。芦苇说，比起有职责有能力抢救民歌的专业音乐人，自己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展现民歌的魅力。电影《活着》里面加入了一些老艺人唱老腔的片断，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小戏很快在全国火了起来，并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图雅的婚事》里面也加入了四段悠扬的马头琴音乐。

　　跟芦苇通上电话的这天，他刚从内蒙古回到西安，飞机因为雪天的缘故被延误了十几个小时。他这次去内蒙古，就是专门去听艺人们唱漫瀚调。这种大多数人都还陌生的民歌，芦苇听了20多年，家里光是碟片就有200多张，摆满了一整个架子。他感慨地说，内蒙古民歌实在太好听了，自己正在写一部关于漫瀚调的剧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民歌的艺术魅力。

　　如今的芦苇，有剧本的时候就写剧本，不写的时候看看书、研究电影、听民歌，或是找朋友聊聊天。偶尔也给大学生上课，评论当代国产电影时，有什么就说什么。多年写剧本使他养成了不会说假话的习惯，也没有了说假话的动机和需求。

　　作为编剧，他有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总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感悟生活，写出忠实于人性与艺术的剧本。他批判看不惯的电影，也接受别人对他的批判。一切都源自于他对中国电影的爱、失望和心痛，不掺杂个人恩怨荣辱，很纯粹。

　　他热爱真实的生活，容易被沧桑的人物和故事打动。短短的数十载人生，他有太多的感慨、感悟和感动。以电影的方式表达、分享，他永远觉得不够，永远有更高的要求。芦苇如他的名字一般，以朴素真实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受着大千世界的阳光、风雨和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