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格格:国殇之思

　　从北京卢沟桥到湖南芷江，我们亲耳聆听了革命英烈们或悲壮或惨烈的英雄事迹。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隔着漫长的岁月云烟，我们终于近距离地、实实在在地触摸了这段带有血的印记的历史。

　　卢沟桥的沧桑斑驳记载着日军的狡诈阴险；“九·一八”事变纪念馆记载着日军的惨无人道；台儿庄古城中弹痕累累的墙壁记载着日军的疯狂残暴。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同时带给中华儿女永不能愈合的战争创伤。这是一段国殇史，但我同时更认为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明之殇。因此，缅怀那段历史并非要培植对日本民族的仇恨，而是为了在历史中，在悲剧中长存警醒，珍爱和平。

　　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中，我曾久久驻足在两个战死的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书信面前，记下了他们信件中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三浦的士兵写给他未婚妻的信件；而另一个则是士兵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前些天，我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长官下令烧了许多房屋，还打死了不少老百姓。他们都是些农民，十分贫穷。可是，他们仍被我军杀了许多，当血溅到我身上的时候，妈妈，我害怕了。我不愿杀人，更不愿这样稀里糊涂地杀人。我原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日本的光荣而战的，而现在，妈妈，我想读书，我想回家。”

　　这样的信件令我动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侵略者，只要人性尚存，他们也会产生属于人的对战争的深深疑惧，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以及经受心灵的痛苦煎熬。除了极少数狂热的法西斯战争狂，我相信每一个被裹挟进残酷战争中的人都是可悲可悯的。一如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所折射的，战争是极端残酷血腥的。它会夺去属于人类的所有的可珍重的人、事、情。即便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方，辉煌胜利的面影中也会隐藏着巨大的悲哀，付出惨重的、无法修补的代价。我想好的文学便是如此，透过表面的、众人皆知的常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矛盾，甚至有些晦暗的人文之思。

　　今天我们通过探寻历史，明晰战争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追问。那便是为什么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得以发动和肆虐？是什么导演或掌控了这一切？所有这些都是战争留给我们的永恒之思。恰如英国的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认为的那样，正是现代理性和武断的生物进化论在社会学的庸俗应用，导致了暴力战争和人命的消陨。文学虽然不是社会学，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路径用文字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思考，探寻战争的根源，传达出我们的心音体感。用庄重而清明的体悟来铭记历史，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