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怎样写“救亡史”

　　“文学怎样更好地表现和承载历史？作家怎样 从灵感出发，最终创作出一部厚重雄浑、格局开阔的大作品？在创作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后来，通过对《战争与和 平》和托尔斯泰相关传记的研读，渐渐感悟和掌握了一些思想和方法。我们无法企及托尔斯泰的笔力和思想，但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足可借鉴。”

作者探访“晋西事变”亲历者常培军老人

　　一

　　这一大圈绕了我一年多时间。“抗日救亡”虽然比“抗日”只多两个字，但这两个字承载了几可与我等身的史料，“救亡”就是当年的时代主题。

　　2011年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春天，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百年老宅“阎氏旧居”浸淫了两年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创作 抗战救亡小说的冲动，这冲动隐秘而汹涌，以至于在中国作协征集当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时，我匆匆抓了一个阎锡山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晋西事变”来申报， 那是一个年轻作家寻求出路和扩大格局的抗争。

　　刚开始，我只是想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来锻炼自己作为作家的历史眼光。这段历史要和山西有关，是出于一个山西作家的自觉选择。但是到底选择哪一 段历史，却经历了一年多的抉择，就像一根摇摆的指针还没有稳定和准确的刻度，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抗战题材。这种摇摆，是作家在寻找历史，也是历史在寻找 作家，我相信我们最终的碰撞和对接。为什么如此的犹疑和审慎？因为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要想走向成熟和开阔，首要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写什么”、 “怎么写”，而是“为什么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写作就是盲目和没有坚实思想基础的。

　　在曾经属于阎锡山的老宅里工作、生活了两年，而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下是举世震惊的，我决定深入晋西去采访健在的 事件亲历者。现在看来，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事件有故事性，是一个可以生发创作的“核”，并没有意识到它能否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所需要的思想力量和宏阔背景， 更没有意识到写作历史小说尤其近代革命历史小说，首先要求作家在打通史料、通览历史全貌的前提下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只有在历史观念的指导下，才能够顺利 地进行创作，否则不是寸步难行就是信口雌黄，更不要提对主题的把握和开掘了。

　　8月上旬，我来到晋西，顺利采访到了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中，和 “山药蛋派”五老之一的西戎一同逃回老家蒲县西坡村的牺盟会员常培军，他和西戎是邻居、发小。老人当时已是92岁高龄，拄根铝合金拐杖，戴着茶色墨镜，银 白的长髯飘洒胸前，相当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当时他和西戎逃亡的故事。我还考察了隰县阎锡山的故居和太原失守后在隰县驻军期间在山坡上挖的窑洞。回到太原后， 我开始泡南宫旧书市场，在故纸堆里翻检找寻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协文史资料》等有关这段历史的史料，收获颇丰，得到很多当事者的自传和回忆录，国共两党、不 同阵营的人都有，于是埋头研究、梳理。一时着迷其中，竟至于当时虽然还没来得及去太原沦陷后号称“小太原”的吉县克难坡考察，根据史料自己画出来的克难坡 建筑布局竟然和实景出入不大。资料中有很多故事、趣事可以写成小说，但是，却迟迟不能下笔。于是开始困惑、困顿，慢慢焦虑起来，时间一长，不免产生了厌倦 和畏惧。如此2011年就过去了，不能说荒废吧，点墨没有沾纸。

　　2012年伊始，抖擞精神开始找问题，于是发现了不能下笔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当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局面下，阎锡 山为什么要翻脸呢？破坏合作的前提是曾经合作，阎锡山为什么要和中共合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呢？搞不清楚这些问题，1939年12月的那场事变就无法 去解释和书写，于是只能把时间往前推，上溯到阎锡山和中共初始合作的“牺盟会”的形成阶段——1936年6月，时间找到了，原因还找不到——阎锡山到底为 什么要和中共合作？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要搞清楚这一切，只能把历史从1939年12月拉回到1936年6月，再度寻找资料，重新进行阅读、研究、分析，意识到打通史料的同时，尽力地 去琢磨、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个人情怀和教育背景，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我搜集购买到数套阎锡山的传记，寻找他和中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只发现他一段可 贵的超越一般军阀思想的言论，那就是以亲眼目睹朝鲜被日本殖民的惨状为例，论证“民族不能亡”的道理，眼前一亮。但这就是他要和中共合作抗日的全部理由 吗？他为什么不寄希望于实力最强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呢？

　　继续研读史料，心一静下来，思路就开阔了：为什么不从中共方面寻找和阎锡山合作的原因呢？然后就有了新的发现，在中共和阎锡山合作抗日之前，红 军和晋绥军是打过大仗的，他们后来的合作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新的问题就来了，红军和晋绥军为什么会作战？战争发生在什么历史阶段呢？于是只好再沿着时光之 河上溯，来到1936年的2月，当时红军开始渡过黄河东征山西，从早春二月一直打到五黄六月，几乎在山西遍地开花。

　　但是，红军东征山西真的只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实现“扩红、筹款、赤化”目的吗？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如此狭隘的领导者如何能够取得解放 全国的胜利呢？显然，要找到这些解释，还得继续上溯，直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日寇蚕食鲸吞的最大耻辱事件“九·一八”事变。找来自“九·一八”肇始的种种 史料，如同找见长江的源头，跟着水流走，历史的长河便脉络清晰起来。在东北沦陷、“华北事变”的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下，彼时的中国军阀拥兵自重，国民政府名 义上统一中国后，蒋介石一手“削藩”，一手“剿共”，中共领导的红军高扬“救亡图存”的旗帜，并在先进思想理念的指导下两条战线齐头并进：一条隐蔽战线在 地下奔走呼号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游行示威，组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农民武装起来自卫；另一条战线改编中央红军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 西，“扩红、筹款、赤化”，把抗日烽火燃遍有民国模范省称号的“钢铁山西”。

　　而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艰难而尴尬的，作为华北最大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派，他是蒋介石的宿敌和第一“削藩”对象，蒋介石同意华北半独立，很大 程度上是要假日本人之手消灭异己，至少趁机鸠占鹊巢：中央军以“协剿”东征红军为名，十万重兵进入山西赖着不走，使阎锡山面临不亡于日军就亡于蒋军的严峻 局面，这个时候，曾浩叹“民族不能亡”的阎锡山面临失去经营半生的晋绥的残酷现实。就在他面临绝境的时候，已经和红军停战合作的张学良、杨虎城几次三番向 他宣讲中共抗日救亡的理念，而阎本人对中共组织民众的能力自叹弗如，于是，在“救亡图存”的共识下，阎锡山终于答应并积极推动与中共的合作，使太原一度成 为中共最为活跃的抗战圣地。

　　找到“抗日救亡”的主题，我对“晋西事变”的兴趣彻底转移到了“红军东征”上面来。这一大圈绕了我一年多时间，“抗日救亡”虽然比“抗日”只多 两个字，但这两个字承载了几可与我等身的史料，“救亡”就是当年的时代主题，是历史巨人们和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共同的人生主题，也是我即将要创作的作品的主 题。后来评论家胡平老师还特意打来电话鼓励我把这段表现山西抗战的历史写好，他说这里边“有料”，写好了就是一部响当当的好作品，使我深受鼓舞。

　　二

　　写好历史巨人，不单单需要对他们的相关传记和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下功夫，还需要作家有一定的英雄情怀，一个心胸狭窄、蝇营狗苟之辈是无法洞察伟人的精神世界的。

　　我具备这样的情怀吗？我不知道。这种未知刺激了我的挑战欲，我决定挑战自己，选择正面强攻的宏大叙事。

　　倒着打通了史料，貌似可以下笔了。但我要写的是长篇小说，不是历史传记，不能从头至尾用流水账的形式把历史事件一一陈述，那样不但不能产生艺术 力量，恐怕连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因也说不清楚，因为历史是线性的，但事件却是立体的、多维度的，不讲究艺术处理，就不会产生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经过斟酌， 我决定在时间跨度上不贪大，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开篇，自毛泽东与博古、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以及彭德怀、林彪等高级指挥员对于下一步 军事路线的分歧开始写起，而把“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军及其眷属的惨状、土肥原贤二推动华北独立阴谋以“序篇”的形式作为历史背景，序篇定名为《亡国图景》，至于小说结束在什么时间，留出一个未知 的出口来调动自己创作时的探秘感。

　　然后，面临一个大的选择，那就是从什么角度切入历史：是用惯常的小角度切入，塑造一个半大不小的艺术人物，通过他参加东征的故事来折射大的历史 事件？还是正面强攻，采用宏大叙事，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张学良等为原型，艺术地还原历史？无论从调动史料、廓清历史还是塑造人物的难度来说，第一个 选择无疑是四两拨千斤，是取巧而轻省的，而第二个选择则首先面临着创作失败的巨大危险，因为不要说把握毛泽东、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主要人物 的思想、性格、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存在巨大的风险和困难，就算其中仅有寥寥几笔的配角们，现在看来那也是近代史中响当当的人物，要想不露怯、没谬误地塑 造好他们，对于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我来说，也是空前的挑战。写好历史巨人，不单单需要对他们的相关传记和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下功夫，还需要作家有一 定的英雄情怀，一个心胸狭窄、蝇营狗苟之辈是无法洞察伟人的精神世界的。

　　我具备这样的情怀吗？我不知道。这种未知刺激了我的挑战欲，我决定挑战自己，选择正面强攻的宏大叙事。

　　进入创作阶段，第一个要克服的难题就是摆脱史料的束缚，一旦被史料压住，纵然你有天大的艺术才情，也无法飞扬起来，就像鸟的翅膀结了冰。要克服 史料束缚，有一个方法就是以历史事件为轴心，但不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致力于人物的塑造，只要把人写活了，那就可以把史料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于是贴着人物 去写。就算写的是大人物甚至历史伟人，也要从小处着眼，从他的现实处境出发，从他面对的矛盾出发，才能写出他的情怀来。我要反映毛泽东实施东征山西路线的 决策困难，光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力排众议是索然无味的，也没有故事性、可读性，不能一开篇就写会议，那谁还看得下去？我就找矛盾，发现毛很器重的林彪此时 最反对东征。毛泽东会怎样对待林彪，他采用什么策略才能做通林彪的工作呢？这些疑问读者感兴趣，我也感兴趣，于是我就这个矛盾来查阅资料，把林彪井冈山以 来九次反对毛泽东都搞得清清楚楚。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写清楚、把林彪的思想转变过程写清楚的同时，也把毛、林的个性特征、内心世界呈现出来了。对主要历 史人物，都得下这样的功夫，碰上学术大师，哪怕只是人物对话中提到他的名字，为了评价准确，也得去读他的传记和专著，比如哲学家张崧年，他是“一二·九” 爱国运动的领袖，要理解他为什么配合中共地下党领导这次反对华北自治的运动，就必须了解他之前曾是中共先驱的历史——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 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而退党。要理解毛泽东谈起他时语带讥讽，就得追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工友时，张常给他脸色看的历史。张崧年为什么倨傲呢？他是中国第 一个研究罗素的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了解了他的个人历史、学术主张，甚至风流韵事，基本上就可以把握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和处世风格了。张崧年还不是 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对于几个核心人物，光他们复杂的人际关系，就让我画过无数的人际关系图谱，否则就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么做，历史的走向为什么是那 样的而不是这样的。比如宋美龄和陈诚太太的同学关系，还有宋庆龄对宋子文太太的喜爱，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有时候是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微妙原因。就算是 次要人物，他也必须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样文学才能够从历史当中借力。往往从一个人物又牵扯出更多人物来，但凡涉及到的真实历史人物，即使只出现一次，有 关他的生平、言谈举止、学问主张等必须充分了解和把握，这样滚雪球一样的史料堆积是我没有想到的，但也只有静下心来，埋头研读，详细条理地做好笔记。

　　怎样写战争？怎样描写战争场面？怎样体现军事家们的军事指挥艺术？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巨大考验。红军东征山西历时两个半月，几乎天天在打仗， 著名的战斗有关上村战斗、蓬门大捷，双方投入10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斗有兑九峪战斗，当时毛泽东兵分三路，左中右，纵横三晋，大小战斗遍地开花，不要 说精彩描述，能陈述清楚就不容易了。写小说的都明白，没有生活体验的叙述是最危险的，难道我也通篇都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战斗激烈”这样的通 用字眼？这个时候，我二十多年来衷心膜拜、反复阅读的三位大师开始给我以指点。雨果和托尔斯泰在他们的巨著中都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拿破仑的战争，雨果用诗 人的情怀对拿破仑滑铁卢之败的俯视，和托尔斯泰以澎湃的爱国之心与上帝般的悲悯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描述，曾给过我巨大的心灵震撼。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动 用数万字篇幅描述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他轻描淡写地说，一场小雨润湿了地皮，阻止了皇帝的炮队前进，世界的格局由此被改变。这样峻拔的观照、宏阔的视角、 深邃的情怀，把我从战争的迷雾中托举出来，找到了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视角。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战斗场面的激烈和战争的恐怖，他说，一个团的我军 步兵埋伏在一片小树林里，对面敌军的一阵排枪打来，所有的树都被拦腰斩断。托翁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他没有正面描写士兵的反应和战斗的激烈程度，但他 却完美地呈现了一切。这对我处理战斗细节给予了提醒。

　　怎样把一场战役的过程和细节都交代清楚？投入东征红军全部万余兵力和阎锡山五路纵队十万大军的兑九峪战斗，是一场因为双方情报错误导致的大型混 战，一场史无前例的激烈对攻战，简直就打成了一锅粥，从哪里才能找到头绪把这团乱麻理顺呢？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笔记做了又做，就在一个人苦闷地在书房里 背着手来回踱步时，一抬头看到了书柜最高处的《三国演义》，顿时豁然，这部四大名著里我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终于使我受益——我保持着三年阅读一遍的规律， 前些年甚至因为阅读的不满足自己动手写过一部《三国前传——龙虎会风云》——我忽然发现毛泽东和阎锡山的兑九峪之战，简直就是当年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的 翻版——在信史之中，曹操两万兵力对阵袁绍的十万大军；在演义中，罗贯中给他们都翻了10倍，却依然处理得进退有据，章法分明。我几乎照搬了罗贯中的手 法，把双方的计谋先都摆出来，根据战局变化分别交代，其间穿插几个有意思、有代表性的故事单元，于是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了。

　　三

　　我把两筐100多本史料都搬到阳台上，给阳台的墙上挂了两张大草帘子，把打印出来的资料和照片都用曲别针挂上去，每天凝望着那些历史的面孔，沉思自己的思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第一稿没有应有的史诗格调？正是我太执著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和表述，忽视甚至无视了东征原本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贡献。

　　红军东征山西这段历史，各种史料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找不到权威机构完整的史料记述，多是一些地方志书以本区域为主的记载，其中传说和夸大 的成分很大，可以取信的主要史料就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从彭德怀、聂荣臻到各级红军干部、战士，后来能拿起笔来写文章的几乎都有回忆，但因为年代久远，很多 回忆录所述时间、地点、人物之间自相矛盾，甚至有个师级高级指挥员居然说林彪没有参加东征。也有后来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阎锡山的高级将领们和参加过阻击的 基层军官撰写的回忆录，多是被“教育”过来的，难免在写文章时有意贬损阎锡山，推卸自己参与作战的责任，更把双方的战力对比夸大，隐瞒了很多真相。而关于 东征渡河的时间，有说1936年2月20日晚8点的，也有说21日晚8点的，考证的难度很大，要经过大量的比对工作才能采信。好在我去永和县采风考察的时 候，县领导提供给我一套完整的东征战役电报实录，使我能够对比考证，也拥有了为小说“编程”的“数据”，硬是根据电报揣测出来当时双方的排兵布阵，写到后 来竟至于能够推断出后来的战局走向，而且很快被证明与史实并无二致。于是也就成了一种乐趣，仿佛参与了毛泽东、彭德怀对战局的分析和指挥，陶醉其中，每每 与电报暗合，不禁欢呼雀跃。

　　同时，我在中国作协的资助下，每年在与东征相应的时间，沿着当年红军东征的路线，来到当年渡河、战斗的重要地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 人民基础等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学着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之前那样，勘查地形、搜集资料、咨询专家、访问当事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包括房屋用什么建 成，那个季节长什么树木花草，老百姓吃什么主食、养什么牲畜，方言有什么特色等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年的政治、人文、地理、战争的真实氛围和环境里。每 次考察都得到了沿线干部群众的热心帮助，比如说永和县，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率中路军曾在永和转战13天，并在此地做出回师西渡的重大历史决定，由永和县于 家咀渡口西渡回陕。在我多次采访期间，永和的书记、县长亲自带路，沿着当年毛泽东进出永和的路线跑了好几天，当时正值春雨连绵，有些山路湿滑车辆不能通 行，我们基本上是互相搀扶着徒步上山下沟的。当地的朋友走一路介绍一路，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有时候关于传说和史料的偏差，我们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以至于 面红耳赤、拂袖而去。回太原后如果当地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们又会及时从网上给我发来。

　　如此写完了第一稿的十几万字，自己看了一遍，完整叙述了红军东征的全过程，挺热闹，也还算好看，很有成就感。看完后却感到不满足，很大的不满 足，并没有写出“共赴国难”的救亡精神，更没有期待中的史诗格调。我们省作协主席杜学文听说完成了初稿，要去也看了一遍，然后给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说 没有想象中的好，建议我推倒重写。第一位“权威”读者就否决，着实有些受打击，但此时已经进入2013年，推倒重来、重起炉灶的话，我这两年的辛苦就算付 之东流了。

　　然而此时已经无路可退，放弃不仅仅意味着这部作品的失败，同时对我拓展自己的文学格局的信心也是一个空前的打击，它将证明我走不出“70后”作 家只会写个人生命体验和终究甩不脱乡土叙事的局限。我别无选择，只得向作协党组请了半年的创作假，托人从家乡带来六箱挂面，在微博和微信上都发布了自己 “闭关”的消息，希望亲朋好友在此期间不要和我联系，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把两筐100多本史料都搬到阳台上，给阳台的墙上挂了两张大草帘子，把打印 出来的资料和照片都用曲别针挂上去，每天凝望着那些历史的面孔，沉思自己的思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到底还是得到了回报和启示：一天，在我阅读文献时，发现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红军是一支带着政治任务的军队。”顿时一语惊醒梦 中人，是啊，这段看似颇有争议的历史，其实有着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拯救和更其伟大的国际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共产党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几个月的简单 战役，而是中共为了落实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更为了抗日救亡进行的一次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红军东征，使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 争转向为民族革命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的革命进程。为什么第一稿没有应有的史诗格调？正是我太执著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和表述，忽视甚至无视了东征原本具有民 族和世界意义的贡献：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东征山西之前的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并委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寻找中央红军并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张浩于当年12月初到达陕北，在接 下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确定下一步的政治任务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力量成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捐弃前嫌、共赴国 难。这一重大政治方针，在当时寇深祸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具有世界格局的历史意义。红军东征，是一次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政治战役，是一段 鲜为人知的救亡史，它也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先声和前奏。

　　东征期间，红军先后发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 民阵线宣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等宣言和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政府方面，此时世界形势为之一变，英美误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是要 进攻苏联，因而停止了对华援助，蒋介石在英美停止军援和日本军方逐步蚕食国土的压力面前，寄希望于和苏联联合对日，并对红军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新策略， 一方面派亲信陈立夫绕道柏林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一方面让大舅哥宋子文想办法和中共中央进行和谈。而也在东征期间，毛泽东和红军积极寻求与张学良、杨虎 城、阎锡山等实力派的联合，最终达成了北方抗日阵线的形成，东征之后，首先在山西完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并与张学良商议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为“西安 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顺理成章地促成了中国的全面抗战。这才是我为什么写《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思想本源和创作动机，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 不仅仅是历史为文学服务，文学更要为历史负责。

　　此时重新下笔，格局为之一变。我自己感到三年来的努力和劳动没有白费。但这部作品还需要时间去检验，我惟一欣慰的是，自己站在今天写了这样一部 救亡史，所以创作上的曲折和艰难都已经成为宝贵的经验和人生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被遮蔽，而现在又成为文学和影视争相 表现的主题，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通过创作期间对大量史料的阅读和思考，我认为关于国共对抗日的贡献，不应该单纯从抗战开始之后算起，更应 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之后。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评价，这也是文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