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当代诗歌的“草根性”

李少君在研讨会上发言

　　一、“草根”一词释义

　　“草根”一词，唐代诗歌中已开始使用，如岑参《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王昌龄《送十五舅》：“夕浦离觞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鸣虫”；杜甫《园官送菜》：“呜呼战伐久，荆棘暗长原。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促织》：“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刘商《胡笳十八拍·第十七拍》：“马饥跑雪衔草根，人渴敲冰饮流水”；孟郊《送从叔校书简南归》：“长安别离道，宛在东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

　　至宋代，“草根”一词开始流行，王安石、陆游、曾巩、朱淑真等人诗歌中经常写到，如陆游《微雨》：“树杪雀初定，草根虫已鸣”；《郊行夜归有感》：“断鸿沙际冷，重露草根明”；《秋日小雨有感》：“凄凉蛩伴草根语，憔悴鹊从天上归”；王安石《尹村道中》：“满眼霜吹宿草根，谩知新岁不逢春”；《次韵张仲通水轩》：“池雨含烟暝不收，草根长见水交流”；曾巩《至荷湖二首》：“草根已变绿，冰雪尚满颜”；《酬材叔江西道中作》：“枉渚荒源百里间，草根经烧旧痕乾”；韩维《又和春游》：“天地百物和风中。轻雷殷出草根绿”。

　　大致分析这些诗里所用“草根”之意，一是指自然之物，即草之根，是客观指称；二就是指“野草”，生命力旺盛不断生长轮回的无名植物的统称，所以其意接近白居易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古典语义中，草根就天然与底层有联系，比如穷人把草根当充饥食物，如宋代诗人钱时《山翁吟》中有：“鹑衣百结皮冻裂，旦暮拨雪寻草根”；宋代陆九渊《送德麟监院归天童和杨廷秀韵二首》：“闻说淮民未免饥，春头已掘草根归”；宋代陈著《闻西兵复至又为逃隐计二首》：“草根木实逃生饭，石室泥龛到处家”；四、尤其有意思的是，“草根”还与女性有关联，如宋代女诗人朱淑真《独坐》：“草根鸣蟋蟀，天外叫冥鸿”，“草根隐绿冰痕满，柳眼藏娇雪里埋”，很有女性发声的意味。

　　现代语境中的包括媒体公共舆论中所说“草根”，则是引申义。“草根”一词最早在港台用得比较普遍，1970、1980年代，港台向现代社会转型，媒体上经常使用“草根”一词，用来指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与大资本相比较，他们开始自我觉醒，发出自身权利吁求，强调身份意识。台湾曾有“草根”诗社，强调诗歌的“在地性”，主张对新诗过于西化纠偏。有人认为港台常用“草根”一词，主要是直译自英文grass- roots，评论家刘复生先生称：“这个词是社会学等学科及大众文化领域的一个常见词，主要含义有群众的，基层的，平民的，大众的等等，有时又带有无权的，底层的，弱势的等意思，同时，由于草根的语言形象，它还隐喻了某种来自底层的顽强性格和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与此有关的遍布广大社会文化空间的广泛性。如果用草根来描述一种文化创作，则它明显地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此外，“草根”这个概念一般还被认为具有左翼色彩，左翼比较关注底层、女性和边缘人群，具有非中心、非主流的特点。  

　　我喜欢使用“草根”这个词，正是因为它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含义，融合了古与今、中与西、现代与传统、本土与现代性的多重混合含义，这个词包含了我想要传达的意义。我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可以用“草根性”来概括，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自由、自发、自然发展的阶段，最终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按刘复生先生的描述，这是“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

　　二、“草根性”诗歌时代的三种表现

　　我之所以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处于“草根性”时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天赋诗权，人人都可自由地表达，任性地写诗，互相交流，探讨争鸣，切磋诗艺，人人都可自由地发表和传播。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是“天赋诗权，草根发声”，恰好也应合古人之说，“草根何处不虫声，灯火昏昏独掩屏”(宋·赵必象)，“能得风多残暑生，草根何处不蛩声”(宋·方岳)，“草根沸蟋蟀，鸱鸮号树颠”(宋·方岳)，“白露下长安，百虫鸣草根”(唐·刘驾)，描述了草根之中，百虫争鸣。

　　当然，天赋诗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否每个人都天赋诗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诗有别才，需要另文讨论。

　　“草根性”诗歌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方面的表象：

　　1、底层草根诗歌兴起

　　最早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杨键、雷平阳、江非、江一郎等人，后来又包括所谓“打工诗人”如郑小琼、谢湘南等，以及最近的余秀华、郭金牛、许立志等诗人的出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得益于改革开放，教育普及，尤其是网络带来的便捷，消除了知识信息的不对称，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社会摸爬滚打中，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他们幸运地赶上网络时代，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漫长寻求刊物发表的过程，通过众多自媒体和新媒体，诗歌便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这是自由生长并经过了真正的激烈竞争才脱颖而出的一代诗人，他们如果不是基础牢固深厚，很容易就会被淘汰。其实唐代诗歌有类似特点，林庚先生称之为“寒士文学”，认为李白、陈子昂这样的诗人从不忌讳自己出生布衣，所以唐代诗歌有“布衣感”。

　　2、女性诗歌的繁荣和女性诗人群的大规模出现

　　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女性诗歌蔚成潮流。过去的诗歌史，女性基本是缺席者。中国古代传统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情况非常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所改观，随着教育的普及，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网络带来了诗歌艺术民主化。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

　　女性诗歌写作汇聚成为一股潮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女性受教育人数与比例增加，大学文科主要人群发生变化，以女性居多，因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人群的变化；另外相对而言，女性生存压力少于男性，因而可以更专心于创作；同时，网络本身的特点适合女性创作，学习交流便利，居家写作也自由方便，传播也更为迅速便捷。此外，女性相对更坚守真、善、美与爱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其发展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所以，我曾称之为“新红颜写作”。“新”，强调其自由独立之现代女性身份，“红颜”一词则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指其有传承。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

　　3、地方性诗歌的活跃与旺盛

　　地方诗歌传统和文化传统古已有之。古人很早就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学者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五四时期，刘师培

　　《南北文学不同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之类的划分法，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颇具现代生态意识。中国地方文化诗歌之多样性，与中国地形地貌多样性有关。地方诗歌和文化的互相竞争，恰可造成多样性、多元化及其相互激发借鉴融合，带来活力。

　　19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一方面解构了中心，另一方面却是处处皆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礼失求诸野”，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这一情形类似初唐和盛唐中间，就出现过一个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吟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然后由他开始，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上面我笼统地概括了“草根性”诗歌的三种表现，“草根性”虽然是一种诗歌新现象，但并不能代表诗歌生态的全部，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的学院派和所谓民间口语派仍然活跃，包括朦胧诗、第三代的部分优秀诗人，经常还有佳作问世，但由于其天然的精英特点，似乎难接地气，深入大众人心，因此其创作可以视为是二十世纪末诗歌现象的延续，不具有二十一世纪诗歌的时代感和新元素。

　　三、“草根性”诗歌时代产生的原因分析

　　1、诗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国历史上是“诗国”，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不读诗，无以言，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按钱穆的说法，诗歌在中国有类似宗教的作用，诗歌为中国人提供道德价值和生活意义。所以，中国有着广大的诗歌市场，而在这传统诗歌崇拜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在崇尚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中，诗歌是一种心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学习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提升境界。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关于境界的学说。当代社会恰恰是一个精神价值出现危机的时代，一个传统道德伦理崩溃，新价值新观念尚未建立的时代。一个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诗歌实际上承担着一系列关乎心灵的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寄托，个体精神的救赎和安慰。而诗歌可以说是最有基础、最直接便利、成本也最低的心灵安慰品和精神营养剂，当社会中上层迷于别的精神治疗法和解救药时，草根底层人群反而将这一最古老有效的精神疗养方式捡拾起来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底层草根诗人写诗，而一旦有人写出好诗，又有那么高大上的人群由衷喜爱并为之推广。因为，中国自古有这个传统，又有人心基础。

　　2、教育普及、文化民主化及网络催化的重要作用

　　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新诗历经九十年，通过教育推广，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草根性”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密切关系。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成本更为低廉，携带也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刚才说到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是有历史根据的。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盛唐诗歌……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造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作品。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诗歌的繁荣与活跃。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截。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屏，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诗歌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诗歌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教育普及，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诗歌足够优秀，风格鲜明，个性突出，就会在网络及众多新媒体自媒体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及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了技术条件，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从理论上说，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与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余秀华现象”就应证了这一点。

　　3、新诗百年的积累，三大诗歌传统孵育

　　新诗百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经过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可以说也成为了我们的传统)、百年新诗三大传统，开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新诗百年，虽然只是一个小传统，但也有着值得致敬的大量探索，积累了可贵的资源。

　　新诗诞生以来近百年里，可以说有五个高潮：一是五四时期，这是新诗草创时期；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包括艾青、卞之琳、戴望舒、穆旦、冯至等人；三是二十世纪六七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运动，以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罗门等为代表；四是朦胧诗和第三代，包括北岛、舒婷、多多、杨炼、昌耀、海子等；五是新世纪以来，当然现在盖棺定论为时过早，但成就不容小觑。

　　在新诗百年之际，强调诗歌的“草根性”，还有这么一个深层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台湾的现代诗歌运动可以作为启迪，台湾现代诗歌刚开始时也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余光中、洛夫等都主张西化，强调“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但他们越是深入和开掘，就越是返回土地、传统和个人切身经验，所以余光中这样原本学英语、表示要抛弃否定中国传统的诗人，无法克制巨大的乡愁，继而比谁都转向最快，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洛夫则写起了禅诗，宣扬“天涯美学”。郑愁予则成了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样的忧虑不独中国诗人有，在美国，从爱默生、惠特曼到罗伯特·布莱，都在为创造一种“新大陆”独有的美国诗歌而努力，反抗追随模仿欧洲诗歌的风气，试图创造出一种摆脱英国阴影的“全新的美国诗歌”。

　　所以，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来说，也许这一切还只是开始，还需要融汇、整合和提升，创造出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