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由余秀华现象引发的关于当前诗歌生态的思考

吴思敬发言

　　余秀华火了。一位身处偏僻乡村且有残疾的农妇，干农活、养兔子为生，多年来在寂寞中写诗，无人过问。现在突然在网络上走红了。记者蜂拥而至，出版社快速推出她的诗集，朗诵会、新闻发布会接连而来……她成了吸引各路人士眼球的新闻人物。网络让人一举成名的神话再度出现。余秀华为什么会突然走红？透过余秀华现象可以看到当下诗歌生态有何新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

　　余秀华为什么会突然走红

　　这些年网络对诗歌的炒作大多是偏于负面的，如“梨花体”、“羊羔体”、方方与柳忠秧之争、周啸天诗词之争……在这一轮轮的炒作中，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越来越沦为大众娱乐的工具。然而关于余秀华的炒作却不同，余秀华现象更多地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从余秀华的创作看，她确实属于底层诗歌写作的一位佼佼者。比起当下在报刊上、网络上招摇过市的伪诗人、假诗人，余秀华称得上是诗人，是真诗人。她坎坷的生涯，病残的身体，不幸的婚姻，正应了陆游的那句诗：“天恐文人不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她在孤独的处境与艰难的日子里，寻求一种心灵对话的方式，她用自然明净的语言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毫无虚假、造作。她的写作是超功利的，用她的话说，是“为了自己安心”。当然，受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余秀华的视野尚不够开阔，作品尚缺乏大诗人所应有的历史深度与哲理内涵，这也是无可回避的。面对网络炒作，她的态度是清醒的，认为这种炒作很快就会过去。她在网上留言说：“现在关注我的人多了，说我诗歌好的有，说不好的有，这都没有关系，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写这些分行的句子，是诗也好，不是也罢，不过如此。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然而并不是身处底层的诗人都有余秀华这样的机会的。余秀华走红，这符合了网络要求传播对象具有新奇性的特征。2014年11月10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选发了余秀华的一组诗，这是余秀华首次在网上露面。在底层生活的诗人常有，但在底层生活又有残疾的诗人不常有，尤其是被贴上“脑瘫”标签的诗人更极为罕见。诗歌创作毕竟是高度耗费脑力的事情，所谓“吟安一个字，捻脱数茎须”。现在一个人“脑瘫”了，竟然还能写诗，还能写出不错的诗，这本身就构成谈资，并唤起读者的好奇。这带来了可观的点击量，但此时尚未到达更火的地步，要更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包装。2015年1月13日沈睿给余秀华写的博文题目是《什么是诗歌？：余秀华——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给了余秀华诗以高度评价。紧接着，一个叫王小欢的网友，写信给沈睿，问能不能转她的博文，沈睿表示同意。王小波便把沈睿的原博文题目改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是个充满了性想象的标题，非常醒目。这位脑瘫的农妇的呼唤，不仅引起男性读者的好奇，更受到女权主义者的追捧。余秀华把个人的情欲与当下中国的现状交织在一起，写法有些骇世惊俗，也正如余秀华自己所言：“那首诗里有些辞藻用得太大了，不够克制。”[1] 其实仅就写性而言，余秀华在《我养的狗，叫小巫》中写她不幸的夫妻生活，更为真切动人。不管怎样，使用“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个标题，夺人眼球这个目的达到了。紧接着挺余秀华的沈睿与贬余秀华的沈浩波的“二沈”之争，又进一步把余秀华推到网民和公众的面前。余秀华这位多年来默默无闻的湖北农妇，就这样被推到了当代诗歌舞台的中央。

　　当下诗歌生态的新变

　　其实，网络上关于余秀华诗歌的热炒，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余秀华引发的对当下“草根诗人”的关注，倒是触及当下诗歌生态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回顾新诗发展史，新诗的策源地在北京大学，最早的新诗作者多是留学生、教授、学者，真正底层出身的写作者极少。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50年代的中国大陆，涌现了一批来自底层的工农兵作者，但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他们写的是洋溢革命豪情的颂歌与战歌，与底层的生存处境是无关的。新时期以来，较早触及到底层生存状态的诗歌，是舒婷的《流水线》。舒婷以作为流水线女工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写出流水线上工人被机器捆绑，失去自我的感受：“一切我都感觉到了/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但是奇怪/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然而这首诗在1980年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批判，认为诗人没有写出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战斗豪情，情绪阴暗。就朦胧诗人整体而言，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与使命感，更多地采用了象征主义与意象派的表现方式，呼唤人的尊严，呼唤自由，像《流水线》这类诗歌的写作属于特例。此后的“第三代”诗人，醉心于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诗歌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喧哗与躁动，在他们的笔下，直面底层的写作也不多。

　　底层写作渐成声势，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应当说是始自90年代，到新世纪则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了。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如白连春、杨键、谢湘南、郑小琼、刘年、笨水、郭金牛、曹利华、王单单……他们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流淌在工地和流水线上的血痕，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他们自身也成了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学现象。

　　我认为，草根诗人的大量涌现，不只要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思考，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整个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隐藏在深处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劳动者共同富裕，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三农问题”等，导致越级上访、暴力维权等群体现象层出不穷。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确实像船到江心，水深浪急，无法稳定，无法和谐了。如今，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要社会重视自己的存在、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就要发出自已的声音。草根诗人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有一种说法，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根本不具备表达能力。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即使在底层普遍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时代，底层也从来不是无声的。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算不算底层？历来的民歌、今天广泛流行的段子，不就是底层人民的心声吗？历史上，出身底层的诗人层出不穷。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本身就是农奴，但他同时也是诗人。更何况今天，随着教育的普及，即使是在底层，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也是越来越少的了。这些年来，在工厂、农村的知识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郑小琼这样的打工诗人，像曹利华、余秀华这样的农民诗人，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

　　底层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蕴育着伟大的诗。所以德国诗人麦克尔才说：“诗歌不是天使栖身之所”，“诗是苦难的编年史”。

　　就草根诗人自身而言，诗歌是他们获取精神自由的一种寄托，是实现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对他们来说，在苦难的现实世界中生活是一个世界，但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请听他们对世界的真诚的告白：

　　刘年说：“工资很低，交的税却很高，经常被那些有编制的人视为二等公民，可我依然庆幸生活在这个国度，因为这成熟的、妩媚的、性感的、体贴的、放荡不覊的、让人高潮迭起的汉语。” “因为写诗，我内心里有了痛处，有了软处，有了底线，因此，一些手段便不敢用，也不想用”。(《最销魂的是那首诗》)

　　曹利华说：“无需硬性置身某种底层写作的氛围，自然而然与泥泞一道，与杂草一道与风雨一道与心目中的彩虹一道，生命在岁月的轮转中默默流逝。这心目中的彩虹啊，即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秀美的诗行”。(《田埂上的坚守》)

　　余秀华说：“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在诗歌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也有许多许多失落——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都联系起来了，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我如此付出，坚持，感恩，期待，所以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摇摇晃晃的人间》)

　　可见，正是通过诗歌，他们找到了自我，提升了自我，也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理由与勇气。   

　　草根诗人之所以在新世纪不断涌现，也得力于互联网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在网络上，在自媒体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的发布表现自己的个性。网络造成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普泛化，特别是为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诗人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大舞台。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

　　最后，我要说的是，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写出的首先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苦难的遭际、悲伤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把底层的生命体验，在心中潜沉、发酵，并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去升华，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谐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去追求的，也是他们如流星般一闪而过，还是能在诗的纪念碑上镌刻上自己名字的区别所在。

　　[1] 新京报记者 伍勤：《如果她是沉默的》，《新京报》201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