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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山之子刘端智,二十岁参军,之前早就定下婚事。就在赠匾的这年,因为作战勇猛,火线上成了班长。听说女婿当了官,岳父高兴之余,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就找亲家催婚。
刘学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板子(刘端智小名)也不小了,那就结吧。
当时,刘端智就在刘集村附近一带活动,接到家里传来的口信,就向队长报告。
队长哈哈一笑:这是好事,过几天你就回去入洞房!
结婚当日,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刘家门口也响起唢呐声。
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一大早,街筒子里就站满人,眼睛齐刷刷盯着村口,等着枣红马出现。
有人来飞报,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大家都急了。刘学福说: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花轿落到刘家门口。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到村口。
这时,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过来。有人就喊:不要从这里走,这里有结婚的!
那些人不听,抬着棺材就转眼到了跟前。
刘泰山急了,刚要发脾气,对方为首的开口了:老乡,刘泰山家在哪里?
刘泰山慌了:我就是刘泰山!
对方一脸的悲戚,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了,我们把他送回来。
一场喜事,转眼就变成一场丧事。
1947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空袭中,独立营营长刘仁山为掩护战士,先被炮弹炸飞胳膊,后被飞机机枪射中。
1950年3月,南下四川任云阳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寿山,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一块“一门三英”光荣匾,化成三张烈士证明。
1966年秋,刘泰山母亲重病不起,气息奄奄。刘泰山喊来木匠打棺材。老木匠扫了一眼木材说:还缺一块板子。
刘家穷得没钱买木板。刘泰山突然想起那块“一门三英”匾。
这块匾一直由刘仁山遗孀李月英珍藏。她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尖声喊道:不!决不!
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吓了一跳。
过了一会儿,李月英默默搬出那块匾,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
匾很洁净,一尘不染,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这是一块承载三条生命的匾啊!每一缕纹理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
李月英用自己衣袖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最后,李月英扭过身去,示意搬走。
刘泰山搬起来放下,放下又搬起来,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
刘泰山抱着那块匾,跪在母亲的床前:老娘啊,这是您的儿子、孙子孝敬您的,就让他们替您遮风避雨吧。说完磕了几个头。
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指着匾上的字说: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跟师傅说说,上面的字,留着。
刘泰山对老木匠说:老娘说了,“一门三英”留在板上,不要推掉。
老木匠震撼了,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鞠了个躬,一脸凝重,然后用长锯分成两块,大的,为棺木前彩头,中间刻上一个大大的“寿”字,四面有花纹相衬;小块,为棺木后彩头,其余边料做了日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末了,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上一个“孝”字。
“一门三英”四个字掩在棺材里面,“一门”二字在前彩头上,“三英”则在后彩头。
一门两代英烈,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
刘老太出殡那天,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街上。棺材前那大红的“寿”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
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老少爷们啊,替烈士送送老人吧!人群中哭声一片。
四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又向陈望道打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下落。
陈望道先生无奈地摇摇头。
周恩来怅然若失:这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这年秋天,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来到大王镇刘集村,搜集革命文物。
得知失踪多年的《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手里,大家七嘴八舌地动员他献出来。刘世厚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中,一袋接一袋吸着旱烟。良久,他打开墙角边上的箱子,拿出一个黑漆匣子,捧出一个花纹蓝包袱。
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一本小册子,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整个封面。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口里喃喃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四十多年前那个夜晚,刘考文匆匆跑到刘世厚家,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
2013年春天,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什么?后来得知,这串数字是刘集人七十二年前的一场梦魇,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凝视着这座庄严的雕塑,七十多年前的枪炮声由远及近,在我们耳边骤然响起来,惨烈的场面也从岁月的深处凸显出来。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在焚烧刘集村房子时,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撒腿往家跑,他的妻子喊道: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
刘世厚舍命抢出的,正是刘考文交给他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
新中国成立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先去祭奠烈士。在烈士坟前,他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当年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每次,他都像老伙计相聚拉呱儿那样开了腔:这本书我又带来了,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伙计们,咱们再学学《共产党宣言》吧。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的话。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刘世厚辗转难眠,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天上午,刘世厚提着那个蓝包袱,来到烈士坟前。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
刘世厚拿出那本书,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它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咋办?交给国家世世代代地管着,咱们更放心,也让世世代代的人学下去,不能到在咱们这就断了,是不?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他轻轻地打开包袱,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他双手捧起书,低头看了很久,低沉地说:可要保管好它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经多方考证,正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如今,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
鲁北农民与《共产党宣言》的这段传奇故事,已经湮没在了历史深处,但是他们用生命传承的这本小册子、这道照亮中国最初的曙光,到今天已然光芒万丈,呈现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媚世界。
制图:李姿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