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此情至真

巴金(油画)克卫 作

巴金在阅读

巴金与冰心

　　巴金，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棵参天大树。

　　1998年12月29日，94岁的巴金对一个人说：“我死了后，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这个人，便是采访巴金26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

　　初秋，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与赵兰英面对面。在她娓娓的叙述中，一个讲真话、做真事、捧真心，可亲、可敬、可爱的巴金老人，徐徐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

　　“可以26年追随采访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我很幸运。”

　　赵兰英，这位新华社高级记者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报道的都是与上海文化相关的人与事，申城文化名人几乎被其一一访遍。而在这些文化名人中，赵兰英对巴金的感情最深。

　　巴金说，最怕记者采访，但赵兰英随时都可以来；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我爸爸熟悉了赵兰英的气息。

　　在巴金最后几年的岁月里，赵兰英像巴金的家人一般，经常去华东医院看望老人。哪怕已经无法用语言交流，只是摩挲一下老人的手，赵兰英心里便感到踏实而温暖。

与巴金合影 (右二为赵兰英，右一为李小林)

　　讲真话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走进赵兰英的家，顶天立地的书柜占据了客厅的四面墙，一屋子的书，将小小的客厅“撑”得满满当当。

　　《巴金全集》、《巴金译作集》、《与巴金零距离》、《感觉巴金》……一本本书，诉说着主人与巴金的特殊缘分。

　　赵兰英抽出其中一本《随想录》说：“这是巴老晚年奉献给社会的重要财富，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

　　“讲真话”三个字，在这部巴金用生命书写的作品中熠熠闪亮，亦是巴金的“灵魂刻标”。

　　1978年，年逾古稀的巴金着手《随想录》书稿的写作。至1986年，全部150篇完稿，历时8年。

　　巴金在开篇写道：“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随想录》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勇敢面对作者的灵魂。彼时，“文革”刚刚过去，巴金率先站出来，坦承自己在“文革”中讲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伤害过一些朋友，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7年6月，《随想录》出版合订本，在为此撰写的“新记”中，巴金如释重负地写道：“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对于巴金而言，“讲真话”不仅是写作的基本标准，还是为人的一贯风格。“无论在什么年龄，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讲真话、讲大实话、不故作高深，这就是巴老的风格。”赵兰英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开会之余，歌唱家周小燕请大家题词留念。

　　有人题的是：“为建设人民音乐而努力！小燕同志。”有人题词：“为人民服务。”有的写：“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小燕同志。”有的说：“唱出人民的声音。小燕同志。”有的则说：“人民歌唱家，是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歌唱，歌唱人民吧！”

　　在大同小异的题词中，唯独巴金写道：“我们都高兴听您唱的歌。小燕先生。”

　　一句朴实无比的话，巴金的“真”跃然其上。从不喜欢把话往大里说、往空里说、往高里说的巴金，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心情，却因为这份“真”，给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华裔女作家聂华苓来上海，巴金在国际饭店宴请她。聂华苓紧紧握住巴金的右手，激动地说：“今天真幸福，能够和您握手。您这只手是一只了不起的、伟大的手。”

　　巴金举起右手，看了看，笑着对大伙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

　　大伙愣了一下，旋即都笑了。聂华苓的本意指这是一只写出无数伟大作品的手。而在巴金看来，这就是一只吃饭的手、一只劳动的手。这句大实话，是自谦，是幽默，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真实性情和谦逊品行。

　　20余年的采访中，一件小事令赵兰英记忆犹新。那是1997年11月25日，巴金94岁华诞，赵兰英前去华东医院为他祝寿。

　　当她送上祝福后往外走时，巴老轻轻叫住了她。他说：“你的稿子我看了，写得很好。但当时我没有听见‘喀嚓’的声音。”

　　巴老嘴里的“咔嚓”，指的是赵兰英一篇报道里的描写。

　　此前不久，巴金在校对《巴金译文集》的稿子，起身去取一本书的时候，动作有些过猛，导致脊椎骨折。赵兰英联想到自己之前脚背骨折时听到了“咔嚓”一声，便理所当然地在报道中用 “喀嚓”二字来形容巴金骨折时的声音。事实上，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骨折时不易听到声响。

　　这件小事，让赵兰英反思了许久。身卧病榻的巴老不仅认真地看了她的报道，而且并不因为和她熟稔便放过瑕疵，对她实话实说地点出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赵兰英特地就此事在《新闻记者》上写了一篇文章，用这个教训告诫自己，也提醒同行。

　　巴金在开篇写道：“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随想录》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勇敢面对作者的灵魂。彼时，“文革”刚刚过去，巴金率先站出来，坦承自己在“文革”中讲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伤害过一些朋友，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7年6月，《随想录》出版合订本，在为此撰写的“新记”中，巴金如释重负地写道：“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对于巴金而言，“讲真话”不仅是写作的基本标准，还是为人的一贯风格。“无论在什么年龄，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讲真话、讲大实话、不故作高深，这就是巴老的风格。”赵兰英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开会之余，歌唱家周小燕请大家题词留念。

　　有人题的是：“为建设人民音乐而努力！小燕同志。”有人题词：“为人民服务。”有的写：“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小燕同志。”有的说：“唱出人民的声音。小燕同志。”有的则说：“人民歌唱家，是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歌唱，歌唱人民吧！”

　　在大同小异的题词中，唯独巴金写道：“我们都高兴听您唱的歌。小燕先生。”

　　一句朴实无比的话，巴金的“真”跃然其上。从不喜欢把话往大里说、往空里说、往高里说的巴金，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心情，却因为这份“真”，给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华裔女作家聂华苓来上海，巴金在国际饭店宴请她。聂华苓紧紧握住巴金的右手，激动地说：“今天真幸福，能够和您握手。您这只手是一只了不起的、伟大的手。”

　　巴金举起右手，看了看，笑着对大伙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

　　大伙愣了一下，旋即都笑了。聂华苓的本意指这是一只写出无数伟大作品的手。而在巴金看来，这就是一只吃饭的手、一只劳动的手。这句大实话，是自谦，是幽默，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真实性情和谦逊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