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光》(6)

　　在这一时期，除了小说创作，他开始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和最迅速影响力的戏剧创作，用他的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鼓动人民奋起抗日，颂扬抗日军民取得的胜利。《辉煌的胜利》、《9·18》、《不速之客》等，便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戏剧代表作。这些剧本以新疆省“维吾尔协会”的名义印发各地，在新疆各地竞相上演。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介绍国外优秀剧作，如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乌兹别克斯坦剧作家哈姆扎·伊克姆·扎达的《地主和仆人》等，并自导、自演，亲自搬上舞台。

　　在塔城报社工作期间，赛福鼎·艾则孜已经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944年随着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革命爆发，他来到三区革命的中心伊宁市担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要职。后来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了联合政府(不久宣告破裂)，他亦代表三区革命政府出任要职。直到1949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他任新疆特区特邀代表团团长，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艾则孜一生热爱木卡姆艺术，正是在他来到伊宁市后，开始接触木卡姆艺术，进一步加深了对木卡姆音乐的认识。1946年联合政府时期他前往喀什工作，在这里有幸与他久已仰慕的木卡姆艺术大师——唯一能够全部演唱十二个木卡姆的吐尔迪阿洪相逢。多次聆听吐尔迪阿洪演奏木卡姆，介绍木卡姆艺术的精髓，使他获益匪浅。他被木卡姆艺术精气牢牢吸引。虽然短暂的联合政府宣告破裂，他又返回三区革命中心伊宁市，但从此只要一想起木卡姆便要念及吐尔迪阿洪大师。他一直试图将吐尔迪阿洪大师接到伊宁市，但未能如愿。这一夙愿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实现。

　　1951年，已经担任新疆省(自治区于1955年成立)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常委、民族部长、统战部长的赛福鼎·艾则孜，将吐尔迪阿洪接到乌鲁木齐，准备把这位民间艺术大师的所有财富录下音来。然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也不小，他力排众议，从伊宁市接来肉孜弹布尔、麦提塔伊尔等民间艺术家协助吐尔迪阿洪大师演奏十二木卡姆。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在短短四五年内完成了十二木卡姆的录音工作。与此同时，请来汉族音乐家万桐书对十二木卡姆进行记谱工作，最终整理成二卷本的《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由七十二支套曲组成，每演奏一个木卡姆，费时两个小时，奏完全套十二个木卡姆需二十四小时。如果不是赛福鼎·艾则孜独具慧眼深谋远虑，在吐尔迪阿洪大师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发掘整理工作，拯救了十二木卡姆艺术，很难想见后人将如何全面继承、研究、发展这门独特艺术。赛福鼎·艾则孜曾为此专赋柔巴依(注：柔巴依为阿拉伯语，此处意为四行诗。四行诗是伊朗传统诗体，第一、二、四行谐尾韵，类似中国的绝句。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是伊朗四行诗代表诗人，郭沫若于1928年从英文转译过他的四行诗，题名《鲁拜集》，伊朗这种诗体传入我国新疆，在维吾尔诗歌中较常见)一首：

　　迷恋木卡姆的人别无奢望，

　　木卡姆令君心驰神往，

　　先辈的功德为你襄助，

　　攀登险峰给你胆魄力量(注：此诗见赛福鼎·艾则孜著《论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1版。)

　　赛福鼎·艾则孜已步入耄耋之年。1989年春在美国夏威夷接受心脏手术治疗，安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他的三卷本回忆录正是此后完成的。他还完成了一部关于整理木卡姆歌词的专著付梓出版。在这部著作里收录了经典木卡姆歌词、民间歌词、当代歌词，还有他自己创作的几首歌词。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

　　问及今后，赛福鼎·艾则孜还有更为宏大的创作计划：他准备着手写一部关于驰名世界的《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长篇传记小说；再写一部关于著名史诗《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的长篇传记小说；还准备将他自己的长篇历史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搬上屏幕；再把三区革命历史搬上银幕……

　　瞧，这就是作为文人的赛福鼎·艾则孜。

　　1994.7

　　王蒙师剪影

　　这是长城。

　　在古老长城的脊梁上，一行人正在攀援而上。“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的，哪怕为了硬撑着充当一名“好汉”，诸君理应“到此一游”，一了壮志才是。然而，适值早春季节——确切地说，正是1980年3月底光景，这里仍是草木灰灰，游人稀疏。倘是盛夏旅游旺季，那自然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不过，眼下这一行人倒显得个个游兴正浓，看上去他们是非要登上八达岭上高峰不可的。

　　他们是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者。这天正好是发奖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组织他们游览长城。

　　犹带几许早春寒意的山风，不住地从长城锯齿形箭孔间呜呜地滑过。不过，这一行人当中有人已经开始脱下了毛衣和背心——他们已经登上了长城延伸的半山腰的一座古哨楼。

　　“喂，哈萨克，你看，你的马被牵到这儿来了！”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王蒙老师——回首对我用维吾尔语说道。他正扶着夫人崔瑞芳老师登上哨楼。

　　我抢上几步。原来，古哨楼后面有一块不大的平场，有人牵着一匹马正在那里为游人收费照相(不远处城墙根下还有人拴着一峰骆驼，看来那骆驼是无法跻身这块平场的)。我这是生平头一回看到马也会有这样一种商品价值，不免有点猝不及防，只是怔怔地望着它：那马瘦骨嶙峋，浑身的寒毛尚没有褪尽，迷瞪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勉强支撑在那里，任那些游客骑上翻下。我丝毫也觉不出这匹马会有什么上相之处，忍不住喃喃道：

　　“瞧，那匹可怜的马，瘦成了这般模样，更显出它的头脸的长来。”

　　“哎，马脸本来就是长的，你可知道汉语有句话叫‘牛头马面’吗？”这是王蒙老师在说。

　　“当然，当然。”我回答说。

　　“你瞧我这副长相就叫‘牛头马面’——我的头虽说不上有牛头般大，但我这副长脸的确可以和这匹马脸相媲美。”接着他又用维吾尔语补充了一句：“satqiray。”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崔瑞芳老师也在一旁会心地微笑着。

　　我惊呆了。自嘲，这是真正的自嘲！只有勇敢的人才会这般自嘲，而善于自嘲的人永远是快乐的(不过，我们哈萨克人形容一条真正的汉子的轮廓时，便也是常常喜欢这样说——那汉子脸上的线条，就和骏马脸上的线条一样分明)。

　　在此之前，我对他的“新疆式”幽默有所闻知，但断然未曾料到他竟敢于这般自嘲。当然，我早就应该清楚，幽默者往往也善于自嘲……

　　也许，对于他的崇敬之情，正是从这一刻起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也是个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3年4月底光景。

　　那是在遥远的吐鲁番圩孜。

　　这里曾经有过一棵“血泪树”。要不是这棵“血泪树”，我想我和他决然不会在那样的年头，在那样的去处相遇。

　　他们是一个“三结合”的创作组。他们的任务是要创作有关“血泪树”的连环画脚本。

　　他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的他，看得出是个内向、深沉、坚定的人。但他的眼神依然掩饰不住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隐隐的抑郁和痛苦。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却显得有几分拘谨和小心。

　　是的，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痛苦……

　　人的一生过于一帆风顺，未必是件幸事。

　　他曾经被命运之舟摇荡到天边的巴彦岱小镇上来。

　　这里是维吾尔人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