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鲁迅不大参加实际战斗 对敌人说话少愤怒(2)

　　鲁迅面临这种围攻，既感到紧张，也很不服气，他担心自己落伍，因此就积极应战了。他首先要解剖自己，看思想中是否有落后的、阴暗的东西；同时，他潜心阅读并亲自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要看看革命文学家们据以批判他的武器究竟是些什么。这一看不要紧，立刻看穿了那些年轻人的幼稚，原来是一班口头空嚷革命，貌似很激进，实际上很浅薄，意志并不坚定的人；也有些是投机取巧、左右摇摆的文人；其中有一些，他干脆称之为“才子加流氓”。鲁迅打退了这次围攻，岿然屹立，文坛领袖地位更加稳固了。革命文学家们看看难以扳倒鲁迅，就改变了态度，拥护他当左翼作家的领袖，算是和解了。但随后一个时期，鲁迅跟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在一起，并没有感到安心，矛盾还是不少，一直到他去世，仍然在跟他们闹意见。鲁迅希望自由讲话，开展他的社会批评，不但要批评政府，也要批评那侵犯人的自由，发号施令的组织头目。让鲁迅做那些工作，是没有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这方面，左联的领导人的水平就和毛泽东差得很远。毛泽东在苏区的时候，有人提出，可以让鲁迅到苏区来担任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听后直摇头，说这样提议的人一点儿也不了解鲁迅。

　　总之，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他是文人中的战斗者。毛泽东的评价也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新文化方向的旗手。既是文化领域的，但又称为“战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精神界战士◎

　　■鲁迅被视为思想界领袖，但作为文人，是不大适宜当领袖的

　　■鲁迅到了厦门、广州，本来想以教书糊口，但当地人对他很期待

　　既然鲁迅一生不大参加实际战斗，但又是“战士”，那么，人们就想办法把他塑造成“精神界的战士”。

　　鲁迅思想深刻，言辞激烈，有时甚至偏颇。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喜欢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为浪漫主义文人的激越反抗之音所倾倒。他不赞成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甚至不赞成屈原，而赞成拜伦、尼采。五四时期其言论很具革命性，例如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要中国青年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说中国历史分两样时代：一个是人民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指的是和平时期，一个是人民做奴隶也不得的时代，指的是战乱年代，等等，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催促人们反思。

　　五四运动之后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青年人虽然被动员起来了，但也逐渐分裂成不同阵营。鲁迅常常被视为思想界领袖，但作为文人，是不大适宜当领袖的，所以他很矛盾，很痛苦。加上自己生活中遭遇不顺，一个时期里他写的文字较为悲观，彷徨起来了。这个阶段创作的小说《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从其中的人物身上能看到上述状态。

　　虽然有这种苦闷彷徨，但鲁迅毕竟是一位现实感和责任感非常强的人，他的进取精神、韧性的战斗意志没有衰退。在中国古代的哲人中，鲁迅最后认同孔子和墨子的主张，简单地说，是信奉和力行“有为”的哲学。

　　这种坚持表现在他的文章中，例如《野草》中的几篇，在艰难困苦中继续着战士形象的自我塑造。

　　自我塑造形象，不仅仅是本能冲动，常常也有源自他人的期待。鲁迅既然是文豪，是思想界权威，人们就有理由期待他说出人们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在北京时期批评社会，与人论战，所写文章，论辩居多，后来编成《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因为里面多有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的论争文字，以至于批评鲁迅的人说鲁迅的杂文爱骂人，泄私愤。但鲁迅辩解说，这两本杂文集里的文章，虽然大多是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读者不明白个中情由，以为是在说个人的事情，并以此说他“太凶”，太不饶人，对他产生了反感，甚至影响了两本杂文集的销量。鲁迅说，这足见读者的判断，以幼稚者居多。

　　鲁迅到了厦门、广州，人生地不熟，本来想以教书糊口，不愿也不能多讲话写文章。但当地人对他很期待，希望他仍然以思想界先驱的作风打破当地的沉闷空气。有的人等急了，竟然写文章呼叫道：“鲁迅先生往哪里躲！”这使他很为难，发言吧，自己没有把握；不发言吧，又让读者不满。由此可见，他人的期待对一个人的形象塑造的影响不容忽视。

　　鲁迅性格上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在塑造自我形象时，偏重于战士并不奇怪。鲁迅的代表性文体是杂文，他最擅长的战法是辩论、讽刺、冷嘲。

　　◎战士自画像◎

　　■《这样的战士》，很有代表性

　　■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作为帮凶的文人学士们

　　《野草》中有一篇《这样的战士》，很有代表性，是鲁迅的自画像，言辞精炼，形象生动。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

　　但他举起了投枪。

　　既然鲁迅是一位战士，那么，他的战斗对象是什么人呢？这篇散文诗回答了这个问题。鲁迅说，这篇作品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请注意，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文人学士们。为什么不是军阀呢？军阀才是最凶恶最反动最应该打倒的啊。但是，军阀可是很不好惹的，弄得不好，他们要杀人的，国人畏惧武力，尊长之权威力无边，混乱时代，不讲法律，杀人就像踩死蚂蚁一般容易。鲁迅了解中国，不会去找军阀叫阵，自取灭亡。他迂回曲折地攻击军阀身边为军阀辩护的文人学士。他本来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但学生死伤后，他是无条件支持学生的，这是人道主义，是天下公理和正义。在鲁迅看来，军阀固然可恶，而到了这时还埋怨、批评学生的文人学士们，作为“帮凶”，更加可恶。

　　鲁迅要揭穿假面，使其露出真面目。因为名目层出不穷，这些东西是永远也打不完的。战士打了一场，看似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却只打掉一件外套。对手逃走了，又穿着另外的好看的外套跳出来。文过饰非，文人为自己辩解的水平是很高的，军阀政府野蛮地开枪杀人，文人却能冠冕堂皇说这种暴行说符合天理、大快人心。鲁迅斥责他们“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要做事的时候援引孔墨学说，不做事的时候就用老聃哲学，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拿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种人历代层出不穷。这些人成了鲁迅当时愤怒的集中点。鲁迅说自己进入了“无物之阵”。所谓的无物之阵，就是把握不定，变幻多端，永远也抓不住。在鲁迅看来，这种战斗是很费心力的。鲁迅就是这样的战士，跟这一类对手打了一辈子。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确实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

　　◎文人形象◎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甚至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他的战士品格将他的文人情怀大大提升了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或者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他的弟弟周作人不同意传记作者或画家把鲁迅写成或画成金刚怒目式的形象。许广平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平时，鲁迅甚至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鲁迅性情的底子是文人，因为我们不满足以文人来看待他，才一定要给他戴上战士的桂冠。其实，鲁迅虽然参加了文学革命，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大功臣，但是他也写文言文，写旧体诗，与旧文学并没有一刀两断。他收藏古物，喜欢美术，印笺纸，刻闲章，旧文人的嗜好也沾染了一些。他做事认真，追求完美。别说出版一本书要装帧精美，就是邮寄书籍，也要包裹得结实而美观，绝不肯敷衍潦草。这都是很典型的文人习性。

　　他在私人信件中常常发牢骚，讲的话与杂文语言差距不小。我们读他的书，不但要读杂文读小说，还要读书信，前者更偏重战士形象，后者则多文人情怀。

　　但鲁迅的文人习性、文人情怀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泛滥没有收拾。他的这些文人习性和情怀很大一部分是对狂暴荒谬的反驳，也使他在狂热革命的年代保持了清醒，没有丧失人道主义的立场，没有失去分寸。他的最基本的理念是：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动不动就“革命的名义”杀人是荒唐的、错误的。看来，鲁迅很早就对极左思潮十分反感。鲁迅一生看到这些暴行不少。早期，他很愤怒，文字上显得很激烈；后期，战友和学生惨遭杀害，他的文字除了愤怒，更多了悲凉、怜悯和绝望情绪。我们看《为了忘却的记念》，沉郁悲愤，写尽了文人的悲伤和压抑，以及无处诉说的境况。同《记念刘和珍君》对照阅读，其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我想，把这两篇文章的差别说成是战士和文人之间的差别，虽然太过绝对，但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因此，我们读鲁迅的著作，不能一味从中寻找战斗性语言，而要体会鲁迅的仁厚用心，慈悲情怀。

　　我想可以这样说：鲁迅身上的文人习气要比一般文人少一点，他的战士品格将他的文人情怀大大提升了。鲁迅后期竟然也不大写小说，而大量写杂文，进行社会、历史、人性的批判。这其实也是文人作风减少的一个现象。相比小说的虚构，散文和杂文形式的时评政论、读书札记，能更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鲁迅逝世前不久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记述他大病中的思想和感受。他说，他以前太用功于工作，很少休息，现在他反省了：战士也需要休息的。鲁迅的结论是：“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其实也是鲁迅对自己一生历程的总结和反思。

　　◎结论◎

　　■鲁迅的形象，战士品质为主，但也不能少了文人情怀

　　■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偏向一面

　　总括起来，鲁迅这两种形象的起伏消长有以下原因：

　　一、是时代因素，包括政治利用。鲁迅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要扮演角色，后人在他身上加上他本来不具备的品质。在历次斗争中，他都是正确的、革命的、进步的代名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中，都是这样。

　　二、中国文化思维模式和中国国民心理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传统至少在表面上出现了一次断裂。鲁迅以新文化旗手的身份，成了时代英雄。把新文化和旧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割断历史的做法，但这种思维模式在现代却成为自然。加之中国现代国民自卑感很强，崇拜外国文化——虽然有时候表面上特别仇恨。鲁迅这一班人海外留学回来，要用外国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话语权。后来发展到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从西方引进了正确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固有文化一钱不值了。于是，鲁迅自然被视为前无古人的创造者。

　　三、个人崇拜的原因。本来已经有了对文豪的崇拜，又加上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加码，越崇越高，越拜越伟大，终于成了完人、圣人，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最后，我尝试得出结论：鲁迅的形象，战士品质为主，但也不能少了文人情怀。单单强调其中之一，是错误的。文人情怀，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是一种必备的情趣和修养。如果缺少人文情怀，战士会让人觉得面目可憎。

　　最近，大家热烈地讨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去除鲁迅作品的事，与我今天讲的鲁迅形象有些关系。从有些省市区教材去除或者更换的鲁迅著作篇目看，编者既考虑现时代的社会状况，也顾及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接受能力。例如，把传统入选篇目《药》、《记念刘和珍君》等撤去，减少斗争性；增加《祝福》等，强调慈悲、同情、仁爱，也可以算是战士形象向文人形象的过渡吧。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战斗精神上。因为我们屈指一数，中国文化史上这样的“勇者”不多。

　　鲁迅战士和文人两种形象起伏消长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偏向一面，而要重视两面，并力求把握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