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鲁迅不大参加实际战斗 对敌人说话少愤怒

　　■演讲者：黄乔生

　　■演讲时间：2010年9月11日

　　■演讲地点：首都图书馆

　　■主办单位：首图图书馆“首图讲堂”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讲述鲁迅形象的两个侧面——文人、战士

　　■从鲁迅本人、革命领袖、文学研究者到普通读者都参与了鲁迅形象的塑造工作

　　■两种形象此消彼长过程中透露出的社会心理变化，耐人寻味

　　■演讲者小传

　　黄乔生，生于1964年1月，河南南阳人。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主要著作有《陈天华》、《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走进鲁迅世界》、《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等，另有译著多种。

　　鲁迅兼有战士品格和文人情怀，但时人和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常常有所侧重。这两种形象此消彼长过程中透露出的社会心理变化，耐人寻味，值得研究。今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的形成过程和影响，以及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

　　◎战士与文人◎

　　■革命斗争年代，文人都必须成为战士，才能适应形势

　　■毛主席的评价使鲁迅的声望达到顶峰

　　一提到鲁迅，人们立刻就会有这样一个概念：鲁迅是一位斗士、战士，一个英勇无畏的革命者，他的文字是投枪匕首，具有杀伤力。人们的脑海里可能还会出现鲁迅的一幅照片或一尊雕像，神情严肃，甚至一脸怒气。

　　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激烈斗争史，鲁迅参与了文化方面的很多次论争，当时被他批评的人，有的本是意见不合，同他打点儿笔墨官司罢了，但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却大倒其霉。例如，鲁迅说某某是“才子加流氓”，这个人的名声后来就不大好；他给某某取了个“洋场恶少”的诨名，这位作家在日后历次反帝斗争浪潮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他谈话。他到了约见地点，看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这四位，后来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和折磨。他们的“罪状”老百姓可能记不清、辨不明，但“四条汉子”这顶帽子却十分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但这并不是鲁迅的本意。这是后人用鲁迅的文字做成了棍子和帽子。

　　鲁迅虽然青年时代入过海军学校，但只是下船舱、爬桅杆，练习一些基本动作，而且中途辍学了，不能算行伍出身；他课余喜欢骑马，业余爱好而已；在日本曾想学习柔道，可惜报了名后，没有真正开始学习；后来选择了医学，确实拿过解剖刀，然而却没能坚持下去，所以，鲁迅终于还是一个文人，使用的工具是笔。

　　“战士品格，文人情怀”，战士在前，是第一位的。本来应该倒过来说“文人情怀，战士品格”的，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位作家、文人，但在以前强调革命斗争的年代，文人都必须成为战士，才能适应形势。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大家都熟悉的，是“三家五最”：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虽然把革命家放在最后，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这三个“家”不是平行的，而是递进式的，最后的那个最重要。毛泽东一连用了很多个“最”字称赞鲁迅，说他“骨头最硬”，“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就使鲁迅的声望达到顶峰。

　　◎战士形象◎

　　■研究者按照毛泽东的论断诠释鲁迅

　　■鲁迅没有参加游行，其谴责只是众声合唱中的一个声音

　　鲁迅的战士形象与后人的塑造工作有关。

　　鲁迅的形象，首先靠他用文字来描绘，是自我塑造；同时也有读者、批评家的判断，是他人的塑造。

　　鲁迅本是矮小瘦弱的人，但他为什么会给人高大雄健的印象呢？鲁迅自己不会画像，只留下一些照片和他人所绘肖像，但不很多。人们选用鲁迅照片也是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时代选用的那几张，大多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所谓的“标准照”，并且用这类照片为基础，创作了很多绘画、雕塑作品，变本加厉，呈现出威风凛凛、金刚怒目的艺术形象。久而久之，鲁迅高大威武形象就形成并固定下来了。

　　鲁迅本人有革命倾向，呈现出战士风姿，可以算是自塑形象；但他的战士形象的形成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力量。从革命领袖、文学研究者到普通读者都参与了这种形象的塑造工作。毛泽东是革命领袖，一直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拼杀，是一个“战士”。他喜欢鲁迅的文字，鲁迅的精神鼓舞了他的斗志，他觉得鲁迅的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启发和激励作用，于是就发表了那些评价，为鲁迅的评价定了基调。

　　而研究者按照毛泽东的论断诠释鲁迅时，不但亦步亦趋，而且踵事增华了。史实告诉我们，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是不错的，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吴稚晖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不免有夸张的地方，说他确实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鲁迅五四前后参加了文学革命，写文章出了名。激烈的言论可以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做准备，理论是能够产生力量的。人们常用后来实际发生的革命运动来解释以前的舆论准备，以后证前，就是所谓的“马后炮”。例如，鲁迅在“三一八”事件中虽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但他声援学生，写了多篇文章，言辞犀利，也是一种行动，也是产生了力量的。但是要说，鲁迅以战士的姿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反对军阀政府，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暴行，毫不顾忌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多少有些夸张了。首先，鲁迅没有参加游行，不但没有在游行队伍中，甚至也没有站在路边声援学生；其次，还应该考虑到当时的舆论情态。文化界普遍都在谴责政府屠杀学生，可以说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政府无理无情，丧尽天良。鲁迅的谴责只是众声合唱中的一个声音。只不过后来其他人差不多都落伍了，站到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阵营里了，不再被提及了，于是，鲁迅的文章就成为代表作，选入教科书，流传广远。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反政府，是个孤胆英雄。

　　◎新文化旗手◎

　　■鲁迅离京并非全因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

　　■不但要批评政府，也要批评那侵犯人的自由的人

　　鲁迅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后来被说成是他离开北京的唯一原因。其实还有原因，那就是，他这时已经同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恋爱，面临组织新家庭。这当然是个人私生活，别人不好干涉，但是人们对名人甚至圣人的要求要严格得多。文学研究者则更要细致入微，否则不能掌握全面真实。

　　鲁迅到了广州，又遇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大屠杀。鲁迅面临着身份危机，是文人还是战士？他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只好离开，到了上海。上海可以容留文人，以写作为生，可以不参加革命斗争，可以不去杀戮。在创作上，也不一定像革命文学家们提倡的那样，必须写打打杀杀的革命主题，或者遵循“革命加恋爱”的模式。

　　到了上海，鲁迅坚持社会变革的理念，仍然倾向革命，因此参加了左联。但当左联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时，鲁迅的参加就并不积极了。他不可能去搞飞行集会，上街撒传单，他甚至也不写激烈攻击政府的文章，像共产党的领袖李立三指示的那样。李立三希望他更激烈一点，并保证如果因为骂政府，政府威胁他的安全的话，共产党可以把他送上苏联的舰船。即便这样，他也还是不能遵命。这种态度，招致左联领导人的不满。于是，鲁迅只能被当作“同路人”，可以团结利用，但不能完全信任。革命文学家们攻击他很凶猛，说他既是封建余孽，又是资产阶级，是“二重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