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笔有雷鸣道不孤(2)

　　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收到书稿，毛泽东仔细阅读，写下255字的批注。

　　师生二人满怀欢欣，立即着手撰写下卷。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

　　陶德麟在劫难逃，他的生活顿时变成了黑色。顶着“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帽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黑暗的局面总会改变。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4年，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怀明月之心，默默守候着黎明到来。

冲破阴霾勇发声

　　“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参加讨论后，他心情激动

　　1974年，李达初步平反，陶德麟也总算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处处受限。“文革”结束，举国欢呼，理应是云开日出了，但雾霾真的散尽了吗？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论调出台。照此推理，“文革”本身并没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对“文革”的歪曲。这让陶德麟更为担忧。

　　这种担忧，在9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更为深重。

　　会议主题是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收到邀请后，已跟外界失去联系11年的陶德麟冲破阻力，赴京参会。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学者们劫后重逢，感慨万端。

　　一个共识在讨论中清晰起来——“文革”虽去，遗毒仍在。只有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而在支撑“文革”的理论中，一个错误观点必须驳倒——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

　　冻结十年的冰面坚硬如铁，如何炸开它，释放那浩荡澎湃的春河之水？

　　时机终于来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众，反对声也格外严厉，“反动且荒谬”“丢刀子”“攻击毛主席”等指责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

　　陶德麟决心发声，做“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派”。一个多月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收到邀请，陶德麟再次顶住 压力，亲赴会场。火车上，他心情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陶德麟被推举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组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7月17日，大会开幕。一种兴奋而忐忑的气氛笼罩在会场上空。

　　小组讨论中，多数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只能以实践检验真理，也有人质疑、犹豫，甚至震怒——“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当即拂袖而去。

　　不断传来的“小道消息”也加重了紧张空气。“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某主要领导大发脾气，说一帮学者在‘开黑会’”……然而，探求真理的渴望与使命感战胜了纷扰，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越来越热烈。

　　23日下午，会议闭幕。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他针对常见误解一一阐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很快，《哲学研究》第10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找到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和《哲学研究》杂志的张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上世纪50年代，李达正在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多次写信 给他，指出自己文中的不当之处：“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 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 时，请加注意为盼！”

　　这无疑是铁证：毛主席从不讳言自己文章的不妥之处，又何谓“句句是真理”？

　　12月25日，三封信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怀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陶德麟回到武汉，用一场场报告四处播火。很多听众激动得拍红了巴掌，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不在少数，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每次都会递上厚厚一叠。

　　一次，在武汉市图书馆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悄悄提醒陶德麟：“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会不会犯错误？”陶德麟只好解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啊。对方将信将疑。陶德麟当场拿出《实践论》，指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 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一段原话给他看，他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想要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思想禁锢，仍很艰难。

　　陶德麟手中的笔挥得更勤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篇篇文章接连问世，在讨论热潮中引发关注。

　　“这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特别被学界推崇。因为在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 疑。而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论证过，需要独立研究。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 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贡献不会被遗忘。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时，距其发表，已过去了14年。

倾力呼吁“中国化”

　　“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与现实脱节的研究令他忧心

　　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哲学家的智慧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推动了实践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苦心经营下，武大哲学系日益壮大，百年武大也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此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摸索前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群众的迷惘也开始抬头。“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哲学是空话，‘四化’要的是经济效益”……种种论调刺痛了陶德麟。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他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然而，捍卫真理不等于迷信教条。他也清醒地看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疑虑，和学界的研究取向、传播方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