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笔有雷鸣道不孤

　　 陶德麟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王斯敏摄

1958年7月陶德麟随李达在青岛写作时的合影 (资料图片)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1965年送审稿(资料图片)

1978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2007年4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工程实施近十年 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之忘我投入、鞠躬尽瘁，尽显坚定信仰与火热襟怀。工程首席专家陶德麟便是其中一位。自从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他便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辛勤跋涉，不断摘取真理的硕果。通过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深理论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不懈探寻，也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 科学真理感召世人、催人奋进的恒久光辉。

　　陶德麟的哲学人生，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

　　24岁，初涉哲学便锋芒崭露，撰文批评前苏联哲学家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辞典》，向苏联哲学教条主义发起有力一击；

　　47岁，历经磨难后信念弥坚，积极投身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用一篇篇旗帜鲜明、论述严密的文章持续发声，在讨论中占据重要一席；

　　82岁，年至耄耋却思考日深，融毕生思考入一篇短文，呼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引发了湖北社科界乃至全国的热烈讨论，其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

得遇恩师露峥嵘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

——恩师李达的话，影响了他一生

　　1953年，一个寻常春日。青年陶德麟迈进屋子的脚步，忐忑而凝重。

　　屋中一榻，一病弱老人半躺于上，清癯的脸庞因高烧而显憔悴，双眼却清亮有神。见到陶德麟，他招手示意年轻人坐在身旁，开始了一场决定了陶德麟人生走向的谈话。

　　这一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有着多病之躯盛放不下的宏图伟志。他对马克思主义各个 领域都造诣精深，但最关心的还是哲学。他需要一个年轻而得力的助手。多方考察后，即将毕业的陶德麟成为最佳人选。虽然这个年轻人读的是经济而非马哲，但表 现的资质令李达青眼有加。此番找他前来，便是特意商谈此事。

　　要不要改换专业？这对陶德麟几乎不是问题。他早在中学时期就涉猎过一点哲学，进大学后又精读过李达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还硬啃过《资本论》第一卷，学习笔记便是明证。

　　陶德麟当即表示服从安排。欣慰之余，李达以父辈的深情与他倾心长谈。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话语像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从此，李达有了一个得力助手，哲学园地多了一位辛勤的躬耕者。

　　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以哲学眼光考察现实……一种奇妙的感觉在陶德麟心中升腾着。他感到，很多曾困扰自己的“问号”逐渐变成了“惊叹号”——

　　他的父亲，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父亲在追求什么？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告慰其英灵？

　　他的少年时代，热血善思，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探寻民族之出路。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他如饥似渴去听，却对其政治观点很不满意。但，其谬误何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擦亮这双苦苦寻找的眼睛？

　　现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批判的武器，照亮了他苦心求索的那条道路。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投给《哲学研究》。翌年2月，文章刊发，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

　　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

　　《辞典》中“矛盾同一性”的释文把“同一性”定义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根 本对立、相互排斥的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陶德麟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固然正确，却并非人人敢言。

　　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批评是对的——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此观点；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邀集一些学者，专门谈论此事。《辞典》的作者也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修改。

　　牛刀小试，一鸣惊人。

乐耘杏坛遭劫波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突遭厄运，他以诗明志

　　1956年，创建于1922年的武大哲学系中止四年后成功重建。时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陶德麟、萧萐父、康宏逵三位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青年教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其中，萧慷慨激昂，康旁征博引，陶老师则是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炯华忆想当年。

　　课还讲到了校门之外——1959年起，他连续四年为全省中高级干部讲授《实践论》《矛盾论》，讲稿《实践论浅释》被印发全省，广为流传。同时，他陆续发表数十篇论文，在理论界拥有了许多知音。

　　1961年8月末的一天，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殷切嘱托。

　　1961年8月20日，李达在庐山养病，恰逢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到住所畅谈哲学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的？历时四小时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表露不满，并希望李达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为基础，撰写一部够分量的哲学教科书。

　　此时的李达已诸病缠身，手颤厉害，大量写字已有困难，但他并未迟疑便接受了任务。几天之后，他找来了陶德麟。

　　陶德麟深知，这也是老师多年的心愿。

　　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哲史上重要的新阶段，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而这次编写马哲教科书正是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哲学贡献的好机会。

　　撰写工作开始了。

　　难度是巨大的——要系统凸显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发展，科学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前无古人”；此外，要 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还要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陶德麟虽然学过普通物理，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几乎是空白。他不得不奋力学 习，请教物理系教授，常常通宵伏案，浑然忘我。

　　遵照李达要求，他写好一章，便当作教材，在哲学系“李达实验班”中讲授，一边讲一边听取意见，进而修改。这样的修改有多少次？已很难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