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革命给予诗人意义

公木

　　文人取笔名，自有俏皮之处。有的拿本名中的一个字来拆解，比如“曹禺”出自万家宝的“万”，“耳耶”出自聂绀弩的“聂”，“公木”出自张松如的“松”。“公木”与“松”，形成完美的镜像对称。

　　镜中的公木，是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歌曲《东方红》的修订者，歌曲《英雄儿女》的词作者，是烽烟里的诗人，他奔腾，激越，置身革命的风暴；镜外的张松如是《老子》、《诗经》的解说者，是杏坛上的讲师，他平实、宽厚，踽踽学问的幽径。无论镜里镜外，弗辨虚实，和合一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在滹沱河畔长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时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样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实、平阔、平展”。

　　待入学，五四风起，他接触“小桥明月凉风”，接触“乔亚”。学业渐进，国家却日益动荡。“七七”枪声响过，“整个华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木携笔从戎，奔向延安。

　　抵达延安时，公木年仅28岁。他浓眉、粗鼻、阔嘴，浑然“燕赵慷慨之士”模样。公木讷讷不善辞令，但为人热诚恳切，又握着一管妙笔，有人赠他“博士”雅号。“博士”、“博士”，一口窑洞挨着一口窑洞，传了个遍。

　　“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1939年1月，公木第一次见到郑律成。

　　“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正好可以配成一对。”

　　郑律成棱角分明、肩膀宽阔。他由李公朴资助、林伯渠介绍，从朝鲜远道而来，在抗大任音乐指导。两个青年，都未满而立，各自有些腼腆。

　　郑律成总来公木住的窑洞串门子，无意间翻到一首他写的诗《子夜岗兵颂》：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蛰……诗写得很美，郑律成悄悄为它谱上了曲儿。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木听，公木深受感动。

　　郑律成说：“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由于《黄河大合唱》的成功，郑律成建议二人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合唱》由8首歌组成，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不是科班出生，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郑律成说，《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得得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时间、寓整于散，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

　　公木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风琴，他只在那里摇头晃脑，打着手势，有时绕着屋里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公木静坐一旁，微笑地看着他。

　　郑律成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

　　公木说：“是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没有谁批准，没有谁命令，鸟儿的翅膀硬了，便在空中自由飞翔。1939年秋冬，在行军途中，在集会场合，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

　　有人说：“军歌的重要性仅次于国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一首军歌表征了一支部队的斗志和责任。《八路军进行曲》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出来，不但在抗日战场上广为传唱，当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只改动歌词中的个别词句，便为更广大的解放军战士所接受。紧随着进军的步伐，配合着胜利的节拍，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凯歌高奏，响震河山。

　　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精英”理论充斥文坛，说“救亡”中断了“启蒙”，“马列”夭折了“民主”。对作家与诗人来说，革命斗争束缚了“个性自由”，压抑了“主体意识”。

　　有人就此请公木谈谈创作“军歌”的体会。饱经沧桑、故旧凋零的公木，此时却说：“我个人的狭隘经验，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五四之后，正是革命给予了诗人的生命以意义，给予了诗人的诗篇以生命。诗人的“主体意识”正是在救亡运动中形成的，诗人的“个性自由”正是在革命斗争中实现的。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逃避斗争，躲进寒斋吃苦茶，到头来却不免于跑进‘大东亚共荣圈’，以致‘人的文学’堕落成‘鬼的文学’，那才是人性的被扭曲，灵魂的被压扁。”

　　我向你哭，向你笑，向你吵嚷，向你议论。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却从没有像爱你这般深。——《我爱》

　　公木生前最钟情的诗是写于1941年的《我爱》，在诗中，像对情人一般，他毫无保留地倾泻出自己对诗的热爱。“吾十有五而志于诗”，这种萌发于少年时代的感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诗歌也是他生命中最忠贞的伴侣，无论得意或者逆境，诗抚慰他，充盈他。

　　在延安的900天里，从婉转诉请的青葱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

　　同在抗大的诗人朱子奇后来回忆：“(公木)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其间，公木参与成立了文艺团体——“鹰社”；置办大型板报——《蒺藜》；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部队文艺》刊头四字，由时任军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题写，它一面提倡“兵写兵”，一面培养“写兵兵”，成为了后来“军旅文学”的发端。

　　公木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之后又有《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相继出现。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用公木自己的话说是“涓涓细流”似的高潮，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

　　与那个时代的众多诗人不同，公木的作品中抒情诗少，叙事诗多。就像我们从荷马的《奥德赛》中，了解人类童年的古希腊社会；从普希金的《茨冈》中，了解俄皇专制下的农奴社会；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了解安史之乱前的唐社会。在公木的叙事诗中，我们看到了危难关头从中国底层社会爆发的怒吼。

　　正如茅盾在《叙事诗的前途》中所言：“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改革。”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毛泽东凯丰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数月后，公木从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调转鲁艺文学系做教员，见到院长周扬，笑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

　　青年时代，公木曾与鲁迅有两面之缘，因此作为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队时间理应提前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