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节选）(2)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只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02

　　我醒了过来，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一百一。”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