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3)

　　这是延安路高架南端一片狭长的绿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无疑是十分难得的，茂林修竹，草地曲径，行走其间，任怎么想也不会将之和一个阴暗潮湿“小铁床席子背面竟长有白毛”的屋子扯上关系，然而，越往东走，水声渐响，再走，声音越大，且悦耳之极，然而目之所及只是大片曲折起伏的草地，根本看不见水在何处——走近才知道，原来大片的绿地之下竟挖了一处下沉式广场，弯而活跃的线条下面，藏着一处不小的露天灯光喷泉与商铺，水声便是喷泉发出的，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说巧妙，既照顾了公共绿地的需求，也在这一黄金宝地硬生生挖出一片商机，朝下看时，似乎仍有不少店铺在装修，大概这一地下广场与商铺也是竣工不久吧。

　　下沉式广场之上，竹林掩映中，且可看到一座老旧的三层小楼，看得出是建设绿地时专门保留下来的老建筑，走近前去，铁门虚掩，里面正在装修——莫名竟以为这或许就是致远中学的校舍，然而问一位正在扫地园艺工人，才知道是历史老建筑中德医院。

　　邻近延安中路且有一座小小的篮球场——这是专门留出的一处社区球场，也就四五十平方米，紧邻延安中路，四周以高网相围，五六个中学生，正在里面跳跃蹦掷，依稀让人感觉些许校园的气息。

　　然而这里毕竟仍是一处绿地，再走几步，便已是成都南路了，林益耀先生所说的“东边不远是成都路”，那么，“听水斋”就当在紧邻成都路的这一带了。

　　步行至成都路与巨鹿路的拐角处，折行几步，丛丛绿草灌木间忽然发现一处石碑，原来是“药草园”三字，又有介绍说此处为延中绿地L4地块，分为“常用药草区、香草区、荫生药草区和岩生药草区”4个区，植有薄荷、何首乌、板蓝根、白芨、鸡血藤等药草，石碑之后，一处丛生的植物，很普通的样子，旁有木牌——上书“金银花”，原来这就是金银花，汪曾祺在《矮纸集》代跋中曾说：“我家的后园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忽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的、黄色的花。原来这是棵金银花。我八十年代初写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所谓夫子自道，对于在1949年以后长期“不开花”的原因，汪曾祺说：“(文学)得为‘政治服务’，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八十年代以后为什么写起来了呢？因为气候比较好。”话说得很平淡家常，然而其中自有一种难言的沉痛。

　　“听水斋”原址附近保留有这样一处“药草园”，对于我这样喜爱汪曾祺的读者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惊喜——毕竟，老头儿在这里最爱摩挲展读的就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可以讲，这本植物图书见证了老头儿骨子里的“平生最爱是天然”，也奠定了其后他写作的方向所在，包括那些他所爱谈的野菜、食物、花草，药草园这些留着些许药味的植物与他的小说或散文一样，如果只理解为闲适或平淡那是大错特错的，汪曾祺有人间世的悲悯在，所以才能融奇崛于平淡，寄沉痛于平静，而其深处则在于对于世道人心的修补，所谓“人间送小温”是也。

　　复沿巨鹿路西行，路北是延中绿地，再北面，闪烁的延安路霓虹灯后面一片都市的繁华，而巨鹿路南，则完全是一幅市井人间的景象——就像高邮汪氏故居所在的老街一般，世俗热闹生活的背后，却自有一种千百年相承的安谧与人世的温暖——香烛店、五金店、杂货店、烧饼店、油条店，渐次而立，一个杂货店的胖子大概吃过了晚饭，很惬意地用一只耳扒掏着耳朵，我怀疑他刚刚打过了几个响亮的饱嗝，还有烟酒店、便利店、快餐店、鲜花店……快餐店炒好的菜一律放在门口，有肉圆、红烧肉、豆芽、芹菜、百叶结等，女主人眼睛似乎有些发白，拿着一次性饭盒，做出随时可以盛饭盛菜的架势，见我留意，立即提议：“来个两荤两素？”旁边的弄堂口，两三个帮工正忙着在洗刷鸡鸭，蓦然让我想起《鸡鸭名家》中的开篇之语：“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郯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在作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我小时候就爱看他用他的手做这一类的事，就像我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

　　这样的一幅浮生世象图，身居“听水斋”的汪曾祺步出小小的校舍时也应当是见过多次的吧，或许启发了他的故里小说也未可知。

　　时已薄暮，折回走，弯进一个弄堂，老上海的生活气息顿时扑面而来，这是一处红砖砌就的老式里弄，七十二家房客蜗居的景象似无多大改观，透过人家昏黄的窗户依然可以看到几户合用的煤灶，一个阿婆大概正在炒菜，可以听到青菜或韭菜等落锅时“嗞嗞”作响的声音，身后不知什么地方有谁在问候：“吃过了？”另一面便立即作答：“吃过了，吃过了！”寒冷的空气里，这声音透着一种暖意与温馨。

　　小小的弄堂路中，一个不知谁家的孩子忽然就快乐地转着圈子，就那么简单地转，旁若无人，那么单纯地快乐着——这孩子忽然让人有些羡慕：大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单纯地快乐呢？

　　弄堂并不长，很快就过去了，那边是长乐路，看了下这个里弄的名字，想把刚才的所见都记点下来，这才想起没带笔来，再折进里去，居然有家小小的杂货铺，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劲扒饭，他的身后是一箱箱的酒，杂货柜似乎都有些歪斜，问他有没有笔卖，他看了我一眼，停止了咀嚼，说：“没有卖的！”见我有些遗憾，顿了顿，忽然说：“我这里只有一支记账的笔，你要的话拿去吧！”

　　这也真是意外，见我迟疑，他直接从饭碗底下掏出那支圆珠笔，站起来，似乎不由分说地递给我，“不值钱的！”见我掏了一元钱给他，遂又憨厚地笑笑，道了谢，也就收下了。

　　平时也经常愤世嫉俗地说这是个物欲的社会，然而面对这个在上海里弄谋生的外地朴实小伙子，却蓦然觉得那些评论对于这些朴素的人完全并不适用，汪曾祺文章中所写多是人心的善与美，而其背后的野心则是与沈从文一脉相承的民族品德的重造，而面对这个小伙子，忽然竟对这个民族平增了许多信心——就如沈从文在《长河》中所言，总有些是变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不变的。

　　比如，世事尽可以变化，但老上海弄堂深处昏黄的路灯下那声“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叫卖声，还有老上海记忆里热白果的香气，却似乎一直在某个时空而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汪曾祺在上海的“听水斋”也是会永存的。

　　2010年元宵于上海

　　专访汪曾祺之子汪郎

　　他的傲是对文学主张与人格的坚守

　　东方早报：汪曾祺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九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喜欢汪老的读者越来越多，你觉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汪朗：刚刚回父亲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其实我们和老头子从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作家，更不是什么大名人，我们那时都叫他“老头子”。

　　他的作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他的东西与当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处，可以打动人心。其实老头子对这一点生前也一直很自信，还没什么影响时他就说他会进文学史，我们当时都逗他：“你别臭美啦！”特别是我，是经常(开玩笑地)打击他的。

　　东方早报：汪老的写作也被认为较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种悲悯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汪曾祺是隐逸与闲适的，您如何看？

　　汪朗：他绝对不是隐逸与闲适，只不过有些东西他看得比较透，也看得比较开而已。老头子年轻时就比较傲气，到老了依然，这种傲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坚守——这是他傲的根本，他说他有多少传统士人的骨气，那也未必说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码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如果非让他写为政治服务的小说散文，他绝对是写不来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宁愿放下笔，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时间对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东方早报：黄裳先生应早报之约刚写了一篇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没有对您谈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朗：也说过一些，但不是太多，他离开昆明时我祖父在镇江，本想给他找份在银行的事做，但父亲不愿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与他的同学朱德熙同住，后来找不到工作，才写信给沈从文，最终由李健吾介绍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那时他与黄裳、黄永玉关系非常好，与黄裳认识好像是因为巴金吧。

　　东方早报：小说《星期天》对上海生活的记述挺多的，是实情吧？

　　汪朗：虽是小说，但都是实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里面提到痛打美国兵的赫连都就是电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中叔皇学会了跳舞， 1980年代还表演给我妈看过。他在上海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学时还来过我们家。

　　东方早报：汪老生前一直有着极强的创作力，您觉得如果他还在世，会有什么创作呢？

　　汪朗：70岁以后他一直在构思小说《汉武帝》，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写这样的小说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动笔。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汉武帝写成一个“变态狂”，但这一构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过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写《汉武帝》，会是什么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