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2)

　　信中且说及黄永玉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欲回湘西而遭到汪曾祺的反对：“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

　　而2008年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中对与汪曾祺的交往如是描述：

　　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

　　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一打岔，我忘记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在上海，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

　　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有一次，他来封信，说在秋天的黄昏，山上有一堆茅草，一只老虎钻了进去，阳光照在上面，有茅草和老虎花纹的线条，你能刻这样一幅木刻吗？

　　——黄永玉的回忆是温馨而感人的，彼时的汪黄二人就像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所写的那样，彼此发自内心地欣赏，黄永玉可以背得出汪曾祺小说的段落，称其“简直浑身的巧思”，“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而对于书画有着极高感悟力的汪曾祺可以建议黄永玉如何控制木刻的线条，如何欣赏齐白石，甚至向沈从文说出“投资”年轻黄永玉的建议。

　　世事与人事的复杂虽然使得两人的友情在其后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即使这样，经过了1970年代后的疏远与隔膜后，黄永玉在汪曾祺辞世十多后依然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这应当是一句实话。

　　再回到另一好友黄裳，最初他是如何与汪曾祺认识的呢？目前似无文字记录，90多岁的黄裳先生由于听力原因现在见面已无法对话，2月25日，在汪曾祺诞辰九十周年前三天，我致信他问能否写些片言只语回忆与汪曾祺在上海的往事，包括“听水斋”，原只是试着问问而已，并没有抱有多大的希望，没想到次日下午容仪阿姨(黄老女儿)就电话我说黄老稿件已写好，“来取吧！”——那种爽落几乎都让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实在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两人相知相契之深于此亦可见一斑。

　　去黄老家中，放下一束百合，却发现茶几上已躺着几页稿纸，起首书三字：“忆曾祺”，老人随后从书房踱出来，目光炯炯，看着我，又有一种温情。和他说话，老人只是嘿嘿微笑，嘴角微动，并无其他反应，一边的容阿姨解释说：“他完全听不清了，正想着给他装个更好的助听器呢！”只有以手势向老人多次表示谢意，无奈之下，和容阿姨闲话几句后告辞——几乎出门一下楼就在小区的树荫下展读尚有黄老余温的稿件，字里行间，与汪曾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历历可见，黄裳且提及与汪曾祺在上海经常去三马路上的“四川味”，“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随后又与他相伴去古书铺看书——虽然汪曾祺那时不太喜欢线装书，两人买书后即又赶往巴金家中谈天，即汪曾祺在《星期天》中所说的“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间或，他们还可一睹萧珊的茶艺功夫。

　　那时的汪曾祺与黄裳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黄老文中说：“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我想，沈从文、巴金、梨园，还有两人都爱的晚明风气，比如张岱、余怀、柳如是，当然，还有心宜的吃物或许都是话题之一吧？

　　两个志趣相投的好友面谈不尽兴，近在咫尺，居然仍要通信，黄裳忆云：“那时彼此虽常见面，但他喜欢弄笔，常有信来，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蝇头小楷，颇以书法自喜。所谈以京剧界动静为多……这与他以京剧院编剧终不无香火因缘。”

　　黄裳文中仍未提及他如何与汪曾祺相识，或许，老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回家再次翻阅《黄裳文集》时才发现，两人的相识或许就在巴金的家中，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且是巴金夫人萧珊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友，汪去巴金家中闲谈是很自然的事，黄裳则是巴金哥哥李尧林的学生，李曾给黄一信，说如有困难可以找他的弟弟巴金， 黄裳在《关于巴金的事情》中记有：“1946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59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沙发，这破旧的沙发，这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很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那那么清晰，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象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象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其后又有文云：“……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

　　也因此，黄裳与黄永玉的相识或许也是通过汪曾祺，巴金家中的谈论不知有没有黄永玉的份，但霞飞路上的“月旦人物，口无遮拦”则大多是有份的。

　　回到“听水斋”里的汪曾祺除了翻来覆去地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创作成绩也是不少的，除了在巴金主编的刊物发表一些文章，还有，画画，比如黄永玉所说的康定斯基的那种画(真想象不出汪曾祺画康定斯基会是什么样子)，我平白地觉得应当还有书法。汪曾祺晚年所写书法中，除个别刻意之作未见佳妙外，一幅致黄裳的信笺尤其风神逼人，行云流水，几乎直追东坡风韵。

　　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直至1948年初春方发生了变化，汪曾祺的恋人施松卿当时从香港转到北大外语系任教，而沈从文也在那里，种种原因使得汪曾祺决定离开上海到北平。

　　汪曾祺回忆临别前的“听水斋”时写道：“我临离开上海时，打行李，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

　　寻觅“听水斋”

　　汪曾祺的“听水斋”现在还存遗迹吗？

　　这样的念头到上海后似乎一直并未在意，也未刻意去找，只是知道大致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北面一带，因为霞飞路太长了，汪曾祺在文字中只说了致远中学南北所处的方位，对于东西向则全然没有交待，如何去找？然而前几天和外地一位朋友聊起在上海的汪曾祺，朋友忽然说：“致远中学就在延安中路成都路以西，没事时不妨一访。”这真是意外——我所在的单位地处延安中路近陕西路处，原来“听水斋”与我相隔并不远，朋友且转来一篇汪曾祺的学生林益耀先生的回忆文章，记云：“致远中学在延安中路(原福煦路/中正中路)……它坐北朝南，东边不远是成都路，转角即著名的新长发栗子店；西边以狭弄与里弄‘福明村’相隔，狭弄可通向大沽路，再北面依次为威海路(原威海卫路)和南京西路；对面为九星大戏院，东侧也是一条狭小短弄，可通往巨鹿路(原巨籁达路)，再南面依次为长乐路(原蒲石路)和淮海中路(原霞飞路/林森中路)……在延中绿地开辟前，校舍一度曾为某夜总会。以上有似‘六朝’遗迹，不复可寻矣。”

　　这段话其实说得已很明确了，致远中学即在今成都路西的延中绿地一带。

　　忙完了手头的事，抄下这段话，当天黄昏时便沿延安中路向成都路方面步行而去，渐次过了陕西南路的马勒别墅、木偶戏团、明德里，茂名路，然后是瑞金路，高架桥下，稀稀疏疏的绿意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