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心声（报告文学）(3)

　　“因为我被挤压得气短、气喘！”老马显然动感情了，从椅子上站起说道：“就是养老保险这一块。我的企业用工人员按国家政策办，全都给他们上养老保险，但人家只用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厂，是不给打工者上养老保险的。这一块不是个小数，外来打工者一比自己的工资额，总觉得我这儿就是比人家厂子少几十元、几百元，他们就跑了，你好说歹说，人家打工者说，我不看够不着边的‘以后’，我看重眼前的钞票到底多还是少。于是，我企业的骨干一个个跑了，你有苦朝谁去说？”

　　这真是个问题。

　　“早就是问题了！”老马又激动了。“国家应当立即出台一个政策：对企业用工，不管你用一千人、一万人，还是一个人、两个人，在社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等问题上，都必须采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制度，这样才能做到既保护了企业相互之间正常合理和公平的竞争，又切实保护好了劳动者的权利，我们做企业的才感到踏实，才能够尽心尽职，把事业做大。”

　　是啊，又是一项必须做的事，又是一个强烈而迫切的呼声！

　　“你们以为我们愿意跑东家走西家的跳槽？没有办法，有些老板心太黑，他想什么时候给你工资就给你，想不给你就不给你，想扣多少就扣多少，所有的名目在他那里都是合理的，而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无理取闹’。谁来保障我们的权利呢？劳动法在国有企业里管用，在那些知名大企业和要面子的私营企业主那儿管用，小老板、黑心老板才不管这些呢！”从马金元的厂子出来，正好见一位外来打工的河南商丘人老潘，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喷出来的尽是火焰。

　　老潘是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上海市郊的“老打工”。为了一家能在一起生活，租下了当地农民闲置的一户农家小院，每月500元租金，夫妻俩在两家私营纺织厂干活，每月工资加起来6000多元，但老板并不按月发放，平时只发三分之一，到年底总结账，“开始几年还行，这两三年越来越不像话，一到年底，剩下的三分之二总也不能全数到手，七扣八扣，也就只能再拿到一半左右。老板不是说我们干活这错那错，就是说企业这几年受市场影响，效益下滑。你要跟他闹，结果交情没了，饭碗也丢了，我一家人长期下去咋过？孩子要上学念书花钱，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总还有些其他开销吧？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依然两手空空，还不如回老家种地！”

　　老潘是许多返乡的打工者之一。打工者有打工者的苦处，老板有老板难念的经，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出现“用工荒”……业主和劳务者都在呼唤一个能够保障双方权益的政策与制度早日出台。

　　老潘要走了，三轮车将带着他一家三口，离开这块已经让他怀有一份感情的江南大地。

　　“回老家你干什么呢？”我问他。

　　“看吧。”老潘似乎对以后的日子并没有具体的目标。

　　“还有地吗？”

　　“有。都是山坡荒地，累十年也挣不出孩子的读书钱……”

　　“河南那边现在也有办企业的吗？”

　　“有。但比不上江苏这一带。我有个战友让我回去，他在市区开了一个小店，让我给他搭搭手。”老潘总算说出了他的打算。

　　“你战友的生活咋样？”

　　“别提了。”老潘摆摆手，双眸突然红红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啦？”我不由追问起来。

　　“有烟吗？”老潘干脆搁下三轮车，从我手里要过一支烟，一声长叹：我的战友原来的家境比我强，在市郊。前些年“城市化”扩容，划进了市区，后来要拆迁搞啥工业园区，说好的每户给多少多少补贴，成年人还要安排啥工作，结果临到拆房时还没有落实。我战友脾气暴，跟拆迁的人打了起来，他老婆上前劝，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男人撞翻倒在地上，后脑勺正好碰在一扇门的钉子上……没有抢救过来。

　　老潘继续说：老战友的家从此衰败了。几年后，拆迁补的那些钱用光了，他原来可以维系全家生计的口粮田早已没了，变成了水泥马路。“当年在部队里虎虎生威的神枪手，如今才50岁刚出头，却满头斑白、双目呆滞。今年春节我回去见了他，心里太不是滋味了。所以他说为了解决孩子的学费，准备开个面食店，恳求我这个战友帮忙。还用说嘛，我自己在外面打工也没啥前途，便答应了他……”

　　“你是大作家，我想问问：现在到处都在搞城市化，多少像我战友这样的农民被城市化了，最后田没了、老家院子没了，工作一时又没有合适他们干的，你说说他们咋过日子？国家就这样对他们甩手了？你说说。”

　　我默然无语。几年前我曾经在山西采访一户农民，因为老宅基地问题，夫妻俩上访打官司整整跑了13年，假如不是遇到“百姓书记”梁雨润的话，这户农民还不知要继续跑上多少年……我的《根本利益》一书里记载了这件事，主人公叫畅春英——其实她的生命一点儿不顺畅，也完全缺乏春天的暖意，只有流不尽的泪水。

　　在北京，我认识另一个春英，她是浙江“北漂”来的小商品贩，夫妻俩在红庙一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医院，吃了十几年的北京饭，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浙江老家的话反而不会说。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一直不能进北京的正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浙江老乡自己办的“民工希望学校”度过的。春英说起孩子读书的事，有一肚子苦要跟我说：孩子上小学时，我们“浙江村”自己还没有“民工学校”，我想尽办法到处找啊，求人托人，可就是进不了北京的学校，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学校，可人家提出至少五万元的赞助费。咬咬牙我们出了这个费，但后来这个学校被区里合并了，我的孩子就再也进不了新学校。结果孩子只能辍学，三年后“浙江村”自个儿办起了民工希望学校，我孩子才重新进校门。去年孩子初中毕业了，找高中学校在北京更是没有啥希望，可孩子又不愿回老家上学，他说他从小在北京，早就是北京人了，回浙江干嘛？上不了高中的孩子又一次辍学，这回孩子再不愿进校门，那我们就叫他跟着大人做生意吧，他说他没兴趣，整天跟着一帮跟他一样的农民工后代瞎逛。“我们这一代也就罢了，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里里外外都是北京味了，他们的根和叶都长在北京，不可能漂到哪儿去，如果北京啥事都排斥他们，我真担心这些孩子早晚惹出麻烦来……”春英说她现在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

　　像春英孩子这样的农民工后代在北京约有三四十万，前几年，他们中间仅有30%左右的人能够就读正规学校，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力度，多数可以享受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但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依然在条件十分简陋、教育资源非常差的民工学校里就读。三四十万中的“三分之一”就是十来万人，这十来万孩子背后就是几十万个父母，他们和孩子加起来又回到了三四十万，一个城市如果有这么多人对政府和现实不满意的话，这个城市再美丽、再漂亮，都无法保障它的安宁与和谐。全国几千个城市，又有多少像春英家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像春英这样的农民工的忧愁呢？而两亿多中国农民工走进城市后，面临的又岂止孩子上学一件事！流血流汗了一年，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看病就医，因为没有“本本”而花费高昂……

　　等待吧！看着身边的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漂亮，看着身边的人们一年比一年富有与幸福，可就是见不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一点点的改变，于是愤怒、不满的情绪在四处积溢，看什么、听什么都不再顺心，“总而言之，我一直深爱的这个城市，它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为什么现在我还要去爱它呢？”一个特大型的中心城市，如今至少都有百万以上这样户口在外地，但又是在本地出生和成长的人，他们的生存和心态值得关注。

　　“我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恨这个城市，就像不愿看到他们举起拳头对准用乳汁喂养他们长大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在苦苦等待着相关的政策尽快出台。我们是农民工，但我们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不应该还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附属品，我们的孩子更不该成为这个城市的弃儿，他们的生命和血液已经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给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吧！”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发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每一座房屋里，因为两亿多农民工和打工者，遍布于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他们的每一声低泣与呻吟，都会颤动这个城市的神经……

　　第四章 希望

　　焦三牛和蔡程程等七名清华大学学子，2011年7月从清华园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或出国，“到国外去发展不是我们的志向，留在北京打破头去争一个到中央国家单位当公务员或在国有大企业工作的岗位，我们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西部太缺人才、太缺科技，也缺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呢？”焦三牛和蔡程程等意气风发的清华学子，放弃优越的京城就业条件，毅然来到陌生而荒凉的西部甘肃基层，再次就读——这回他们就读的是贫穷的农村大学，他们的老师是农民和农田，还有寒冷与孤独。然而凭借自己的志向和毅力，这些年轻人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接纳与认可。2012年初，这几个仅有半年工作经历的清华学子，在严格的公考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威市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副县(处)级领导干部。一时间，“三牛现象”轰动全国，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好不热闹。最后还是中央领导和中组部出面肯定了武威“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才平息了这场“三牛风波”。

　　23岁的焦三牛直升副县级成为“名人”。与焦三牛一起选拔为副县级的另一位清华人蔡程程也才25岁，且她是自愿到武威工作的七位清华学子中唯一的女生。她不仅是清华硕士学位才女，而且长得清秀漂亮，气质动人，父母都在辽宁锦州工作。她在家里还是独生女。这样的女孩子自愿到甘肃贫困地区工作，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现在蔡程程就坐在我面前，对于我的疑问，文静的她微微一笑说道：“我本科是在辽宁大学，那里我拿了两个学位，都是国际商贸专业方面的，当时出国机会很多。后来进了清华，我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使得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清华大学的教育十分强调学生要有国家意识，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在清华是系学联秘书长、班级党支部书记，那时我就萌生了到西部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来得很简单，也很单纯。但来到这儿后，感受到这里的真实生活，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西部、什么是艰苦、什么是这里最需要的东西。”蔡程程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三牛风波”已经平静下来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这些曾经“红”过的清华毕业生了，她和焦三牛等人，也许除了在西部奉献他们的青春与知识外，或许再也不会惹人注意和关心了，“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皮肉变得与当地百姓一样黝黑粗糙……但我们丝毫不后悔，因为我们相信以我们的知识和信仰，一定多少能让这里的荒野减少一些，让这里的百姓生活过得好一些。我是从个人的亲身感受中，特别期待中央能够出台更多具体的政策，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大学生到西部来。现在高校每年有几百万毕业生，但专业不对口、理想岗位没找到的，几乎占了三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让这部分毕业生到西部来工作，哪怕是让他们干上三五年，这对西部建设、对大学生们的一生都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西部什么都有，就是缺人才，如果西部像内地城市一样拥有密集的人才，绝对不比内地城市差多少，因为这里自然环境好、资源又丰富，文化底蕴更是了不得，荒芜的高原只缺清泉溪流，而知识和人才能使荒漠变绿洲。有时我真想放下手头的工作，多回几次校园，去动员一个个我的校友，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扎根西部，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可我觉得现在国家对到西部来的人才政策上还不够配套，我们心头真着急啊！十年二十年对荒漠高原而言也许是一阵风雪的过场，可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则极其重要和关键，让青年人能够抓住时机奉献青春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今年也才26岁的蔡程程，如果继续留在京城或者留在父母身边，她可能还是个连按时起床上班都要靠别人提醒的娇滴滴的女孩，然而西北大地的苍茫、荒芜与透骨的风雪，已经将她锤炼成了一位意志和志向同等坚定的新一代年轻女干部。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国存吾存，国亡吾亡”“民族复兴，大业我当”的清华精神。清华精神是什么？就是爱国精神，就是学子们在爱国中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精神真谛。这种精神真谛，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似阳光月色般照耀，可以唤醒和点燃一个人久蛰心底的理想，并鼓舞其成为一名扬鞭策马的行动者……

　　呵，大漠、绿洲、海疆、椰林……祖国大地处处在高歌猛进，处处又会遭遇一些掣肘和曲折。勇敢者在继续勇敢地奋进与探索，实干者在继续流汗出力，迟惑者也在继续等待观望，然而历史是一列刹不住的火车，阵阵轰鸣，飞驰向前。一切正确的与暂时尚不确定的观念、想法，都在前行的轨道上摩擦着、纠缠着，时而擦出火星，时而撞出声响，时而阻挠着列车的疾驶，时而又润滑着驰骋的车轮。

　　人们观望和期待的目光，都聚焦在火车头上，看着它高高地昂首，看着它炯炯地闪亮。

　　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到了爬坡时；有人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期。爬坡须尽力，深水腾蛟龙。

　　何处是深水？碧波荡漾、巨浪翻滚的大海里才有最深的地方。海，对胆怯者是可怕的地方，而对喜欢搏击者，则是最可舒展英雄豪气的地方。

　　蛟龙搏浪，深水处方显英雄本色。

　　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命运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期待吧，期待大海再一次掀起惊天巨浪，而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我们的才华与理想，一切的一切，方能在这深水的搏击中见到光明与前景……

　　来吧，让我们一起跃进中国改革大潮的深水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