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满西楼：论王跃文乡土小说的正能量

——以中短篇小说集《漫水》为例

　　当下，“正能量”(positiveenergy)在神州大地成了一个时髦用语。国人把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

　　读罢王跃文最近出版的乡土题材中短篇小说集《漫水》，第一个感觉就是字里行间充盈着温暖甘甜、韵味悠长的正能量，让人如坐春风，大呼过瘾。众所周知，王跃文是当代官场小说的发端人物，继成名作《国画》之后，《朝夕之间》《梅次故事》《亡魂鸟》《苍黄》等系列描写官场生态的小说引发了官场小说的流行热潮。有人竟而认为，王跃文只会写官场小说。如今乡土小说集出版了，而且好评如潮。小说写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既挖掘乡村温暖的灵魂和情感，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从而构建以漫水这一独特的地域风光、民俗风情、风物土产以及方言土语为主要标志的乡土空间和文化景观。本文就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正能量之一：对斑斓多彩的乡村地域文化内涵进行揭示和呈现，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渴望。

　　怀乡作为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表现为对乡村的眷顾，对故土的怀恋和对土地的亲和。这种割舍不断的思乡情结，既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也是对过去历史的情感祭奠。精神还乡，成为作家不竭的诗情之源泉。和沈从文的“边城”、古华的“芙蓉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王跃文的“漫水”，用优雅细腻的婉约文笔，极尽渲染地唱一曲纯真无瑕但忧患丛生的乡村牧歌。

　　地域文化是乡土小说的精神内核。《漫水》由七篇不同题材、不同人物、不同故事情节的中短篇小说集束而成的文化小说。这些作品既观照现实，又反思历史，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共同反映的是同一文化区域——漫水这块沉积着千百年古老历史文化遗迹的武陵山区文化生态环境。作者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等多种角度去观察和把握生活，展示了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文化厚土之上的能陶冶性情、净化灵魂、表现人性美的乡风民俗。诸如：修屋、丧葬、出殡等大事，一家有忙八方支援；人勤地不懒、种地就是种脸面；高人莫攀矮人莫踩；从良的婊子赛仙女；木匠看凳脚，瓦匠看瓦角；过年舞龙灯摘别人土里的菜不算偷；房前屋后不打蛇等等，用方言俚语作了形象揭示，洋溢着生活情趣和古朴的民族气息，既对民族文化作了生动记录，又表达了地域文化对人民精神的养育。作者在描绘风俗画卷时，对鹿鸣山、沅江、溆水河、蛤蟆潭、青龙潭、太平垴等优美动人、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有所涉及。这些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作品中起到了衬托铺垫和制造氛围的作用，它和古朴的漫水风俗相融合，绘成了一幅充满生机、莺飞草长、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读者似可从中听到江河的水声、情人的絮语，闻到枞菌、蕨菜的香味和橘子、甘蔗的清甜。

　　作者在小说中构筑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类生活的生存方式、思维特点、心理状态和伦理道德观念，那就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没有等级观念和荒诞政治作秀的社会经济秩序，处处充满纯朴平和温馨健康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表达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认同，对重塑中华文明的强烈渴望。

　　《漫水》《桂爷》《乡村典故》中的人物勤劳善良、待人宽厚、大公无私、爱憎分明，浸透着中国文化的情感。余公公是个多面手，不但地种得好，而且木工、泥工、漆工、画工样样精通，他是漫水的平民英雄和精神领袖。他局处偏僻乡村，但对世事却洞若观火。他讲礼数敢担当，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精神，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优秀品格和人格思想，闪耀着夺目的人性光辉。慧娘娘是村里人公认的美女，天生的漂亮女人。她不仅人美，心灵也美。她对收破烂的外乡人被狗咬的歉疚和执意赔偿，对情绪低落“死的心都有”的小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对全心全意为村民看病、接生乃至妆尸的执着和热情，即使对伤害过自己的秋玉婆也给予了宽容和善待。大发、荷香默默无私地照顾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当了十多年村支书的孤寡老人桂爷。这些人物总是力图保持平和知足，不为外在的贫穷富贵、成败荣辱而苦心劳神，他们随遇而安，既有种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旷达和超脱，又有种儒家的“一箪食、一瓢饮”也“不改其乐”的执著和坚定，这无疑就是中国诗画中所常表现出的那种悠然意境和怡然自得的情绪。

　　而且，王跃文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多是乡村田垅、崇山峻岭、祠堂村舍，但作者渲染的并非是其中神秘怪异、千娇百媚的一面，而是着意传达乡村山水的寂天寞地和含蕴在其中的那种平淡、简朴、清远的生活情调。这种寂静的背景与有余、有慧、慧娘娘、铁炮、满叔这些默默承受着生活重负的小人物的特定精神气质冥冥契合，交相辉映，也暗合了人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王跃文小说深处蛰伏着的寂寞和虚静，正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空静、中国画中的空白异出同工。惟其如此，作者才能把备尝艰辛的人生实相，信笔点化为一片空灵。

　　正能量之二：对乡村农民群体的文化心理作整体剖析和批判，营造中国特色的“理想国”与“桃园梦”。

　　对农民文化心理的批判是乡土小说一种启蒙式的主题形态。作者在抒写今日乡村田园牧歌情调的同时，笔底折射出温馨、和谐的乡土文明秩序被喧嚣、庞杂的现代经济机器所吞噬的感伤，折射出乡土文明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的侵袭中分崩离析的忧心。

　　《漫水》《我的堂兄》《乡村典故》《冬日美丽》几篇小说，除了尽情赞美有余、有慧、慧娘娘、铁炮、大发、荷香、满叔等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善良的美德和开拓进取的时代新质，也写出了经济改革给喜坨、通哥、四喜、梅花、秀珍、水仙、月英等青年农民带来的经济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民思想行为的异化。民办教师通哥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满腹经纶，他渴望离开农村，想通过上大学、文艺汇演、投稿等途径，去实现“记者梦”、“作家梦”。尽管他奔波在三尺讲台，编写批林批孔墙报，由被批斗对象转而成为工作组成员，组织排练《插秧舞》和社员赛诗会，轰动乡村省县并出版诗集，这些耗尽了他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可命运的不公和现实的残酷让他的梦想一一破灭，最终在事业和爱情双重失败的打击下破罐破摔，干起了顺手牵羊的勾当而锒铛入狱。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等消气落后观念在乡村滋生蔓延，赌博偷盗成风，扒手成堆。强坨为了私利，不惜盗卖公共财产龙头杠；喜坨等男青年以当扒手不劳而获为荣，村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梅花等女青年在深圳靠卖淫为生，村民们把它当成第三产业，并用老祖宗“笑贫不笑娼”的说法开脱。还有包工头张有银对婚姻的亵渎和不负责任，来福等人对亲情的冷漠和对钞票的看重，等等。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农民对于物质文化的本能需求远远大于精神文化的追求。金钱的诱惑使他们见利忘义，利益的驱使令他们人格扭曲。作者以感伤的笔调抒写了变革时代的历史要求与乡村文明的情感矛盾，从中发现了乡村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以及种种落后、愚昧、封闭、自欺等诸多同乡村现代进程相悖谬的东西，发现了人性丑、人性恶的形态开始渗透于静谧祥和的农村人际关系之中。作者对“变质乡土”深表忧虑和哀叹，对人性沦落和世态炎凉进行了有利的批判，小说因而呈现出高瞻远瞩的理性精神。

　　对农民文化心理的批判，作者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一方面，对乡村美的灵魂进行大力赞美和渲染，为的是呼唤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为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而这些优秀的合理的具有强大活力的正能量正是我们民族迈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财富。另一方面，借此超度那一个个诸如绿干部、秋玉婆、强坨、通哥、大老官、向书记、吴丹心、张老三、四喜等无家可归的迷途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再造，营造中国特色的“理想国”与“桃园梦”。

　　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对“变质乡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讨伐。对连带进入乡村的令人厌弃的都市丑恶现象同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如《漫水》中垂涎慧娘娘美貌并败坏其名声的绿干部，《我的堂兄》中荒淫无耻乱搞男女关系的县委向书记、公社李书记以及狐假虎威、公报私仇、对文艺和教育一窍不通的酒囊饭袋大老官刘局长，《也算爱情》中把婚姻当儿戏、与队员偷情鬼混、假正经的工作队队长吴丹心，《乡村典故》中玩忽职守、乱收费、搭车收费的警察们和物价局的干部们。

　　正能量之三：用对比手法、精彩细节和乡间民谚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丰富小说的表现力。

　　从艺术上看，王跃文的乡土小说也呈现出了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叙事朴实，既没有传奇性的情节波澜，也没有高深的艺术技巧，仿佛是一幅平淡的水墨画。他的小说追求的是对民间、乡村日常生活、平凡人生的呈现，人物、场景、画面均是本色自然的，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主观的渲染，甚至也没有思想的展示，但他的小说却总能在不经意间抓人魂魄，给人以情感和心灵的震撼。

　　王跃文对人物的塑造基本上遵循着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思路，采用对比的手法，具有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典型烙印。老人与儿童形象的塑造构成了其小说的两极世界，体现出王跃文小说的深度、特色和艺术价值。

　　先看老人形象。王跃文的乡土小说中有名有姓的老人有八个之多，堪称一个系列。作者对老人们的精神世界、伦理情感和生命状态的体察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对余公公、慧娘娘、桂爷、满叔的性格魅力和人性美的内涵进行礼赞。在作者笔下，他们见证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始终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是乡村的道德化身和“活化石”，在他们身上凝结了丰富的历史内涵、道德内涵、人生内涵和文化内涵。对嘴巴最烂、爱讲冤枉话搬弄是非的秋玉婆，好吃懒做、不明事理、拿政策照顾当荣誉、动辄骂娘的四喜叔进行道德谴责。

　　再看儿童形象。王跃文中短篇小说集《漫水》大多采用童年视角，是作者对童年记忆的“复制”和审视。小说充满了儿童情趣。老实、听话、学习成绩优异、爱干家务活的旺坨、发坨，笨头笨脑但心眼不坏、把刨花当眼镜戴着玩的强坨，聪明、机灵、会学猫叫、爱玩打仗捉迷藏游戏且常被欺负和误解的诗歌神童六坨，仗势欺人、头脑简单但有号召力、玩打仗游戏喜欢当司令的喜坨，喜欢热闹、言听计从甘当附庸的四毛、麻雀、猴子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对儿童形象的成功把握与塑造，对儿童心理的细腻挖掘与表达成了王跃文小说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王跃文的小说善于体察、捕捉人物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心理。但他又很少对人物进行正面的、直接的、主观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物心理的捕捉通常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命运的转折投射出来的。更多的时候，人物大量的心理活动都是隐藏在小说背后，读来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比如《漫水》中慧娘娘来到漫水以前曾落入火坑，她到漫水后的心理活动无疑是非常丰富、剧烈和复杂的，但小说一句未提，只是通过她多次追问余公公为什么如此清楚记住了她来漫水的那一天这个情节，给读者无尽的想象。《桂爷》中的桂爷内心深处想要得到吃五保的那个红本本的焦虑心理，小说也没有正面展示，而是通过梦见四喜死了、听到鞭炮声以为四喜死了、上吊自杀等一系列“反常”行为折射出来的。另一方面，对于生活中许多精彩细节的发现，也是王跃文小说挖掘人物心理的重要方式。《漫水》中伢儿子在溆水河边沙地里偷甘蔗、橘子吃的那种既兴奋又担忧的忐忑心理，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写偷甘蔗和橘子的细节表现出来：用脚踩着甘蔗兜子，闷在土里扮断，不会有清脆的响声；扯地里枯草包着橘子剥皮，手上不再有气味。《我的堂兄》中六坨为通哥送信的细节，阳秋萍在厨房化妆的细节，孩子们玩打仗、藏喏聒的细节。《乡村典故》中满叔的牛被偷后，满叔与人调侃、翠娘骂人的细节等等，饱含着丰富的心理、情感和人性内涵。这些精彩细节的成功捕捉，不仅完成了对人物心理的具象化造型，而且也使小说在艺术上增色不少。

　　王跃文小说为人称道的还有他的语言，简练、精准、老到、富有质感、地方特色浓郁是其小说语言的特色。比如：

　　社员们从各自屋里出门，有担筲箕的，有空手空脚的。走到村外田埂上，前面的人不断地回头，他们都晓得后面有个城里来的女干部。小刘空着手，走路就更不自在。有慧阿娘看出来了，悄悄地说：“小刘，你担着筲箕，显得积极些。”小刘接过筲箕担着，走路的样子果然自在多了。(《漫水》)

　　这段文字描写生产队出工场景。寥寥数语，社员们的好奇心，小刘的拘谨和尴尬，有慧阿娘的智慧和诗意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给读者传递出一种身处其中的在场感、亲切感。

　　腊梅开着红色的拖拉机回到了村里。拖拉机没有蓬，老远就见腊梅身子一跳一跳，就像骑马。她戴着乳白色草帽，肩上搭着条白毛巾，很像村里墙上到处可以看见的邢燕子画像。(《我的堂兄》)

　　这段文字描写开拖拉机的腊梅，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的刻画、比喻的运用都非常到位且充满想象力。

　　乡下不同城里，没有警察巡逻，靠狗维持治安。晚上只要有人走路，狗就汪汪地叫。一条狗牵了头，全村的狗都叫。村子都要抬起来了。狗也搞治安联防哩。但是，晚上通宵赌博的人也多，不断有人从牌桌上下来，他们一出门，狗就叫。你就分不清是贼来了，还是打牌的人回家了。我的牛，就是这么丢的。(《乡村典故》)

　　这是满叔报案时对警察说的一段幽默、诙谐甚至有点荒诞的大实话，既折射了城乡差距，又道出了政府对乡土表层的监管不力和深层的文化缺失。

　　爸爸妈妈嘴里含着饭，都停在那儿不敢嚼，生怕听漏一个字。爸爸拿筷子轻轻敲了下我的脑袋，笑得合不拢嘴，说：“舒通平日总夸你聪明，我就是看不出。还真要得啊！”(《我的堂兄》)

　　这段文字描写爸爸妈妈在广播里收听播音员朗诵“我”写的一首诗时的心情。作者通过对爸爸妈妈一系列动作的捕捉，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他们的内心情态。

　　总之，王跃文的乡土小说集《漫水》继续发展了批判现实、剖析国民性等乡土小说传统主题，开拓了反思历史、守护家园等新的主题想象域，拓宽了乡土小说的美学视域，在对农民生存状态的表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方面，提升了乡土小说的正能量，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