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新菊：六十年代人的记忆残存

——论王跃文短篇小说集《漫水》的创作资源

　　摘要：文坛上“六十年代人”的出现如同右派作家之于“文革”前、知青作家乃至“新写实”作家之于“文革”中的重要性一样，标志着当代文坛中流砥柱的组成产生了明显变化，并对文学的未来承载着担当。六十年代人的历史发现与童年记忆成为他们创作的两大资源，乡土情怀使六十年代人在文学传统上回归入流。本文正是在“六十年代人”这样的视域中研究王跃文的短篇小说集《漫水》的。

　　关键词：王跃文  六十年代人

　　文坛上“六十年代人”的出现，起初是以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先锋小说”创作而引人注目的，之后受到关注的有刘西鸿、迟子建、陈染、孙慧芬、韩东、王开林、关仁山、李洁非、徐坤、毕飞宇、王跃文等。他们的出现如同右派作家之于“文革”前、知青作家乃至“新写实”作家之于“文革”中的重要性一样，使霸居文坛的中流砥柱的组成产生了明显变化，并对文学的未来承载着更多的担当。因此，对“六十年代人”的文化思考与总结已经成为历史的责任。  

　　一、六十年代人的历史发现

　　六十年代人出生在文革，成长在新时期，行走在九十年代，成熟于二十一世纪。巨大的时代落差一一打印在他们生命的各个环节上。他们会以什么姿态出现在文化界？这代人拥有什么样的创作资源？优势何在？

　　首先，这拨人比五十年代人“边缘”，他们逃脱了饥荒，躲过了上山下乡，文革期间年幼，不谙世事。这一边缘化的社会定位“逼”出了另一类本领——“想象的能力”(1)，“到历史的册页中寻觅发掘传统的能力，迅速移植20世纪世界文学各类经典文本，乃至仅是破碎的为我所需的采撷能力”。确实，重新发现历史，是这茬作家着力的一个方面，如余华《活着》、北村《施洗的河》、苏童《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只不过，历史的面貌已经被他们图解得支离破碎，仅仅成为记忆的残存。最具有比较意味的是关于文革的书写。六十年代人不是知青，也不是文革主力军，他们要么是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如韩东《扎根》，要么像王跃文，拔着泥腿子，跟在“通哥”(《我的堂兄》或船哥(《 雾失故园》)后面，懵懵懂懂地观看父兄辈的命运传奇，写标语、偷甘蔗、蛇相缚、批斗会、排节目、赛诗会，“文革”在六十年代人的眼里，是“他们”的事，在童年这面镜子的折射下，映现出的是模糊、破碎、怪诞的印象，但也构成了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这些亲历者不一样的叙述类型。以小搏大，这类历史的发现成为知青作家笔下“大历史”的一个回响，一个尾声，一个和鸣。

　　其次，六十年代人具备社会生活经历之时，正好同步于中国社会兴起的改革开放与良好的学院派教育。这一同步的意义非同小可，按说，直接表现改革开放中的现实处境和生存遭遇，应该成为他们的创作优势，然而，对于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如余华、苏童来说，似乎对此不感兴趣，而对出生寒门、地域偏僻的作家来说，却不得不要面对现实人生，如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如王跃文官场小说，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似乎是，家境贫寒、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初的动机是发表，写作力求合乎规范，为社会所接纳，以此改变命运，基本上走的是先社会化再个人化的创作之路。其实，六十年代人的创作主流是先个人化再社会化的，如余华、苏童，包括第六代导演。这与他们所处地区与接受的文化教养分不开。发达的江浙地区，观念的开放，西学影响日盛，这拨在80年代完成高等教育的学子自然成为文坛“先锋”，为文坛带来别样的新奇与景观，他们的转型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成熟，是中国特色的文本实验的结果。而相对贫困落后的内陆，官场也好，乡村也好，正是他们创作的优势资源，在现实关怀与历史发现的背后，其创作动机是一致的，没有变化，那就是对文化传统的承接与人生的悲悯。

　　二、六十年代人的童年记忆

　　“我关于故乡的第一记忆是妈妈被张老三*，那时我还很小。”(《雾失故园》)相比之下，知青作家习惯将同代人的命运和江山社稷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下乡、返城、寻根、出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都和他们强烈的社会中心意识有关。而六十年代人一开始就被抛入远离社会意识中心的某种边缘地带，他们精神上开始睁眼看世界时，全社会忙于其乐无穷的各种“斗争”，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存在。“无声地成长”，可能是这代人共同的遭际。他们更少一些羁绊，更多一份自由。因此，六十年代人的童年视角与记忆成为他们进入文学的一大创作资源。在这一点上，似乎王跃文醒来得迟了一点。

　　“蹲点干部”的形象使得叙述有了“旁观者”的意味。《也算爱情》李解放与吴丹心插队蹲点，在批林批孔与集体出工和没完没了的村部会议之余，个人行为的出轨直接构成冠冕堂皇的反动与消解；《我的堂兄》里的李主任，功劳之一是使腊梅的肚子大了；《雾失故园》里轮番出场的干部，与本地干部相勾结，把权力的把戏玩弄得理由充足又正当；就是温情脉脉的《漫水》，“绿干部”与接受改造的小刘之间，纵使是夫妻情分也被时事政治肢解得锈迹斑斑。还有村社干部，他们一道构成了那一时代的官员谱系，可见，中国乡村基层官员“前世”与“今生”，“由来非一朝”。

　　当然，当一个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推进时，他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经历去“回忆”的，更多关注的是现实得失与功名计较，由于“现实问题”的急迫与紧要，眼中的目标在前方，这时的职责是背负行囊，责无旁贷，浪遏飞舟，或摔得粉碎，或捧金元宝，童年记忆渐渐成为了遥远的回响。只有当历史与岁月把五十年代人推到记忆的沙滩上，“不再上那个原了”，也把六十年代人推到了思如泉涌的创作成熟期，然后才开始追忆似水年华，到这时，他们才有心境、也才有闲暇翻出旧谷子，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静静地、静静地，晒一晒。人到中年，头发发白，才开始抚摸胸口那块“柔软的地方”，书写冷峻背后的温暖，“愤青”已经消亡，“愤老”老当益壮。因为悲悯，所以还有温暖。    

　　三、乡土情怀的回归

　　王跃文的童年盛装的是乡土记忆，或者说王跃文的乡土在过去，在童年，是记忆里的乡土，不是现实的乡土，与官场文学的现实关怀构成两个维度。乡土情怀是一以贯之的文学母题，而六十年代人却是以“拔根”的姿态出现的，从这一点上看，王跃文的乡土回归显得有些入流又不入流了。入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流，不入的是同代人的流，这也构成了王跃文的独到之处。余华的童年在“细雨”中，没有刻意构筑地域碉堡，苏童的“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是文学想象的地盘，是南方小镇记忆的发酵，相对来讲，王跃文的乡土是特指的，是写实的，漫水是家乡的一条河流，“溆水流到沅江，沅江流到洞庭，洞庭流到长江，长江流到东海。”(《漫水》)

　　作家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矛盾与多方的。贾平凹用忧郁的目光体味农民的生活，莫言“恨透了这地方，也爱透了这地方”，可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故乡。王跃文也说，“一个作家，出生在乡村，身后有广阔的乡村作背景，这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乡村故乡，往往就是作家的文学故乡。”“，确认自己有轻度抑郁症后，反而坦然了。我是睡眠质量相当不好，精力又是十分旺盛的人。 记者：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王跃文：想成为专业作家，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无牵无挂，在乡下一个小屋子里面写作。经济上自由点的话，就买一辆很酷的越野车，牧马人敞篷(笑)，带上手提电脑，游走四方。走累了，就回到小屋子里面写作。但是现在还是做不到(笑)。只能等到退休以后了。很多人害怕孤独，我是很喜欢一个人到外面游走的。我可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上好久的时间，我不喜欢去旅游景点，反而喜欢原生态的景色。有一次我和何立伟、何顿等几个朋友去婺源，有一天我们特意找了一个小村庄，并不是名胜景点，敲开老乡的家门，借宿，老乡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想出点钱，表示一点心意，老乡都觉得很惊讶。记者：怎么看莫言得奖，可能对文学带来的促进作用，或者唤醒人们对阅读的兴趣？ 王跃文：莫言获奖，从简单意义上讲促进人们对文学的关注，促进文学书籍的出版，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果引起一场写作和阅读上的跟风，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记者：微博、智能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对于您写作的影响有多大？ 王跃文：我现在写作基本都是用电脑，我是很专业五笔打字，打字很快。我算是接触网络比较早的一批人，从最早的新浪博客开始，到现在的微博时代。我看到有意思的读者留言，我会去回复、去交流。有一次在网上说好怀念小时候在家里睡的荞壳枕头，后来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哪里有的卖之类的。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对荞壳枕头，但是不知道谁送的。我后来也睡了那个枕头，很舒服。微博和智能手机对我的写作没有什么必然的影响，我完全可以随时放弃这些东西。我坚持写微博，只是觉得这是我与外界交往的好方式。我觉得自己需要同外界沟通信息，就使用微博。我哪天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我就从网络上消失。就目前内心的真实需要来说，我愿意息交绝游，闭门写作。

　　乡村作为一种元气充沛的文化存在，它会给作家提供无限深广的文学资源。”“某种意义上讲，谁写活了中国乡村的人，也就写活了中国。”“中国是乡土的中国，我为自己是乡下人自豪。”(2)村长张老三对妈妈银莲的贪占，我对桃花的报复，船哥的阶级恨浓于抚育情，伴随着青春的骚动、性的启蒙的是特殊时期人性的扭曲与变态。余公公与慧娘娘漫长的一辈子，不是亲情胜亲情，不是爱情胜爱情，他们生活当中一些细细小小的事情，是最日常的生活状态，在慧娘娘看来，一切施恩与善意都是自然而然的，无需回报的，如这日头的照耀与雨的滋润一样。慧娘娘为秋玉婆办丧事与余公公为慧娘娘妆尸两情节，升华了人物心中的普爱；龙头杠的来历与被盗以及在余公公手里重新雕塑，都是具有象征与隐喻意味的，如同《边城》里的“白塔”一样，是传统美德与美意的寄托，它的一度倒塌或失踪，意味着社会世俗的强劲袭击，而重新打造则意味着理想的坚守与希望的氤氲在升腾。“熟稔的乡村，也许正在教我重新认识生活。”(3)

　　问题是，在这个积学深厚的乡土领域，记忆乡土与现实乡土之间，乡土叙事的挖掘与都市书写的挑战之间，作为担当文学未来的六十年代人，能为70后、80后以及下一代提供怎样的启示与召唤？又能为传统的乡土叙事提供怎样的新意与可能？像《漫水》这样的家园情结、乡土情怀，追寻至纯至善至高之美，在物欲横流、世道浇漓的市场经济，我们不得不说，显得既不现实，也不真实——这正是现代人徘徊无地的文化处境。

　　入官场文学创作，并拥有前所未有的众多的读者，原因也许就在此处。中国是个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官场状态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因此，人们关注官场文学，就是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官场文学受到读者喜爱之后，出版机构非常注重出版此类文学作品，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不是官场文学繁荣的本质性原因。一句话，官场文学的流行并非过错，但它的流行却又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这同清末流行暴露文学，也许有相同的原因。周新民：您认为理想中的官场小说应该具备哪些要素？请详细谈谈。王跃文：官场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其充满批判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尽管它并不讨巧；哪怕打着暴露的旗号，也是值得嘉许的，尽管还很不够。但是，也有些官场文学一味地展示官场黑暗和游戏规则，甚至流于玩味官场套路，则是不可取的。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人类观察和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官场文学更不能例外。文学能够思考，就担负了它应有的使命。夸大文学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种对官场文学的指责，认为官场文学仅仅流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缺乏建设性的社会理想表达，甚至要求官场文学指出美好社会的蓝图。这显然是希望作家越俎代庖，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事都干了。我认为，好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写人性的美好，写生活的美好，但不应该虚构虚幻的社会理想。这样做只能导致艺术的粗糙和思想的肤浅。哪怕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用其学说大致勾划未来是可行的，但如果要求所有文学作品用艺术形象细致地描绘理想社会则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文学史上，发下宏愿试图描绘未来社会美好图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著名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放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非常幼稚的。《礼记》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桃花源记》中关于太平盛世的梦想，都可以看作中国式的乌托邦，这些都只能是美文而非可以实施的社会蓝图。故乡与文学滋养周新民：您以后还会继续创作官场题材的文学作品么？王跃文：我还会写官场题材小说。我觉得这个领域里的人性的幽微深暗还没有写尽，我还有话要说。但我肯定还会写别的题材。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以什么为题材并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主要因素。周新民：《文学界·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发表了您的中篇小说《漫水》，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好评，小说被多个刊物转载。小说中的余公公、慧娘娘等乡村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一种沈从文《边城》中的诗性气韵。这个小说别具一格，出手不凡，与您的官场小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也给读者带来了意外之喜。《漫水》是否意味着您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型？王跃文：我不承认有转型之说。其实我的作品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和乡土题材的作品，比如我的长篇小说《大清相国》。这本小说一出来，也有人说我的创作转型了。我的乡村题材小说也早就有一些数量，比如《乡村典故》、《我的堂兄》、《桂爷》等等。其实我的创作，无论是官场题材还是乡土题材，或者是别的题材，我关注的对象都是人，是人在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性。这种人性或是优美健康的，或是扭曲缺失的，我只是贴着人物来写而已。不同的人性特征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我的创作一直是紧贴现实的，一直是从容绵密的。周新民：实际上在官场小说之外，您也有一些其他题材的小说，比如您早期乡村题材的小说也有创作上的特点。您出身农村，您也说过您有很深的乡村情结，您会沿着《漫水》的路子，深挖乡村题材，写出一系列这样的小说来吗？有这样的创作计划没有？王跃文：我装在心里的创作计划很多，乡村题材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写作方向。我一直想创作一部有故乡有关的长篇小说，故事和味道就是《漫水》这种风格的。其实《漫水》中的人物和故事，我原本是要用来写长篇小说的，只是今年省作协创办《文学界·湖南文学》需要一个打头的中篇小说，主编约我的稿子，我责无旁贷，只得从命。我对创作乡村题材小说非常有信心。但是，回到前面的话，我身上不存在转型一说，那是访问作家时通常会提到的一个很偷懒的问题。周新民：您的出生地溆浦，应该属于湘西吧？王跃文：大湘西！周新民：屈原的作品中就提到了溆浦。有人说您的作品缺乏地方特色。从您的创作看，您似乎，没有去刻画独特的湘西。王跃文：没有！我后来写《漫水》的地域风貌也好、方言也好，包括那种的民间表达，我自认为还是做得很好的。周新民：也是溆浦的风俗？王跃文：对！溆浦的风俗，包括语言。但是我写这种现实，官场也好，基本上是一种南方普通话写作。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讲呢？在中国的官场，天南地北，故意突出所谓地方性，没太大意义，我觉得。因为它跟民风民俗无关。周新民：对！像《漫水》在追求某种真实性和乡土情怀。王跃文：写《漫水》这样的小说时，我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讲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确实有道理！我常常感到惋惜：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没办法把民间语言的韵味百分之百的记录下来。作为一名出生在农村的作家，他心里总装着一个农村，真是一个福气！因为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已经被格式化了，没什么意思了。但是有一个农村做为你的故乡，那就是一个文学的故乡，我觉得那个非常好！老百姓的那种思维方式，是读书人一辈子所想不到的。他们那种处世方式、情感方式、世界观，也是跟你们一般的人都不一样，你想象不到的。特别是语言，他们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呀，非常生动，惟妙惟肖！对那种民间语言的仔细描摹，描摹出来以后，就连情态，情绪都有！周新民：《漫水》中农民对待生活的方式呀，确实是比较达观。王跃文：乡下老人对待生死那种感觉，非常通达。像我的奶奶，从我记事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到堂屋的一个角上放了一副棺材。隔一段时间，她就把上面盖的什么破棕衣拿开，然后非常爱惜的抹一遍。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怕！我晚上从堂前面走过，堂屋的门还没有关的话，我走到那个地方，我就跑，跑过去，觉得阴森森的！但是老人家非常严肃地、很庄严地、也很坦然、也很淡然地对待这个事情。他们看上去好像乐呵呵地谈论死亡，说什么死了以后怎么怎么地。周新民：这个作品写的很宁静。王跃文：一些乡下人，就说谈论别人的死亡。他们也说哪里死了人什么地，也不可能像我们城里人的话，什么节哀呀！都是客套话。他们有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一套，有时候还调侃，还开下玩笑。任何一家人有人去世了，也许会因为家庭条件不一样，有的简朴一点，有的可能奢华一点，但是没有一家不会很庄严的对待。古人讲的：死生亦大。就在这一点上，好像不像我们城里人搞的形式上的那些。周新民：您的出生地溆浦给了您深厚文学滋养吧，湖湘文化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王跃文：曾国潘把湖南人的性格归结为四个字：血诚、明强。我认为这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我是湖南溆浦人，那里曾是屈原的流放地，家乡人对屈原有非常特殊的感情。我性格中的血性刚强有湖湘文化荆楚蛮民的烙印，湖湘文化中的务实与担当精神也是我的做人理念和性格特征。我创作的最大特征应该是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担当。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与湖湘文化精神相吻合的。周新民，您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哪些？他们怎样影响了您的创作？王跃文：我喜欢的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作品很多，不同时期会喜爱不同的作家作品。我多次说过我的创作受《红楼梦》的影响。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得到过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其实就是残破的《红楼梦》。我翻了很多遍，但很看不懂。比如那本书里，无论指称男女人物，都是用“他”。我就犯迷糊：实在这个黛玉是个女孩子，怎么又是个男的呢？我成年后还是喜欢《红楼梦》。外国作家我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札克。我受这些中外作家作品的间接影响也许有，但我自己并未有意为之。相反，我常常心存警惕，刻意回避。比如前面你提到我擅用“反讽”，其实我只是本能地刻画现实，现实本身就是很反讽的，荒诞的，我决不是受了昆德拉的启示然后再反讽。另外，唐诗宋词我很喜欢看，平时翻一翻，我觉得那个找语感是非常好的！周新民：西方文学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王跃文：怎么讲呢！我基本上，我过去对文学的阅读的话，还就停留在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读的那些东西。后来就是出来以后，慢慢就地就注意到这些东西了。能够注意到的，我长期订阅《世界文学》什么什么地。我就是从那里面知道一些信息，知道一些信息，掌握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作家的书翻译过来的话，我会去看一看，但是呢！可能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自己骨子里面喜欢的还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读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国家的，中国古典的一些，我读到的可以是很精髓的东西，可以把精、气、神都可以读到。我读国外的文学作品，它那种叙事方式也好，结构也好，我不会去笼统地去模仿。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我从不做这种外在形式的模仿，没意思。周新民：感谢王老师，祝您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注释：

　　1、王海燕《苏童论》，《安庆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2、3、王跃文《我是个乡下人》，王跃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wyuewen，2012-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