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论《漫水》中的三重空间

　　从沈从文的到汪曾祺，再到80年代的寻根文学，通过对地方性、异质性空间的书写来表达对现代性、均质化空间的反思，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随着现代媒介对乡村的渗透，以及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中国地方性的乡土经验亦被抽空其内在的独特性。在这样一种新的语境中，我们会追问今天的乡土写作何以可能：如何在一个乡土瓦解的时代再造乡土，在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重写诗意。在此，我尝试通过对王跃文的新作《漫水》的空间分析来探讨当代的乡土写作的可能及其困境。

　　作为一个有着长篇小说格局的中篇作品，它以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人物为中心，叙说了发生在漫水这样一个边远的湘西村落中，时间跨越了60余年的故事(或“历史”)。而且故事时间正好对应着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从解放前到当代的沧桑巨变。但这部作品并未成为某种更宏大的历史图景的一个隐喻和表征。而是展现了乡村世界自身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似乎乡村伦理以及乡村日常生活是变易的历史激流下面那相对稳定的河床。整部作品散发出从容沉稳、舒缓平易、清澈澄明、古朴宁静的气息。

　　在一种现代性历史面前，在空间被逐渐抹平的过程中，《漫水》是如何通过地方性书写来维持一种空间的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呢？这部作品所呈现的空间维度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个神话与想象的空间；第二个是身体感知的空间；第三个是现代性的抽象空间。

　　首先是神话与想象的空间。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人的居所进行了大量的现象学分析，指出与人的生存与居住相关的空间不是一种客观的空间，而是一种充满诗性与想象的空间。同样，在《漫水》这部作品中，漫水这个村庄的空间存在形态首先是神话性的。比如作品的开头部分对于漫水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描述，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客观的地理学方位的交代，但是这种交代中却包含着漫水人理解空间的一种更源始的方式。东南方是日出之地，在神话思维中这个方位与生命的诞生和孕育相联系。因此，在这个方位，是溆水之源，是生命诞生之地。而西方则是日落之处，在神话思维中对应着死后世界，而在这里恰恰也是漫水人埋葬祖先的地方。因此，空间在这里不是一种客观的几何学维度，而是理解生命的诞生与死亡这样一些终极问题的神话结构，也是漫水人理解自身处境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在漫水人的空间意识中，处处都包含着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因素。又比如《漫水》中写溆水边那个蛤蟆潭，这个潭底的无底洞直通东海龙宫。这个洞成为了穿越时空、打通生死的通道。“洞”的意象凝聚了无限的诗意的想象，是漫水人理解空间方式的一种非常典型的表征。就像漫水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海，但是海的意象却生动的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存在于他们男女老少穿着黑色法衣，结成长龙阵，一路且歌且拜，喊声直震龙宫的求雨仪式中，存在于他们用龙头杠拉着龙船穿过水陆道场，把亡人超渡到极乐世界去的丧葬仪式中。在这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星辰大地、山川草木都被神话化了。

　　对于这种空间的描写和渲染更多的位于整篇小说的起首部分，它为小说的整个人物和故事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场景，预先营造了一种情境和氛围，也使后面小说中有关生与死的叙事获得一种意义深远的神话原型。

　　其次是身体与感性的空间。

　　在这部作品中，乡土生活的诗性奠基于人与万物之间那样一种源始的生命关联，在这里空间的概念始终与大地之上的具体的风物、意象相感通。这种感通又是身体化的。作品中写余公公“熟悉”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晓得枞菌长在哪个山窝堂。这种“熟悉”不是一种熟知意义上的熟悉，而是一种更源始的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照看，是人与世界的相互敞开。按照现象学的看法，本源性的空间意识是一种身体感受化的。它无法化约为一种精确的几何学计量。人生于斯、长于斯，归属于这样一种具体的时空地域。土地、乡土、风土都意指一种前现代的对人生存的境域的指涉。土地的家园属性与神话-生命属性使得它绝不可以用地球的概念来取代。地球的概念不但抽空了土地的神话-生命属性，而且由于这个概念预设了在整个球面上每一个点都一样的、空间地理是均质的，从而消解了具体地域的独一无二性，消解了故乡、故土的概念。

　　又比如在余公公这里，“种地”并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生活“资源”的行为，而是人以自己的辛劳来激发大地内在的活力并彰显人自身内在品格的行为。土地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照看和馈赠的关系。而且，在余公公那里，土地还意味着生命之所系，意味着活着的意义与尊严；但对于强坨，土地已然失去了那种内在的灵性，而变成一种资源，一种手段，一种客观对象。中国现代性进程对乡土的背弃首先就是将土地概念转化为土地资源概念开始的。土地变为土地资源(房地产)，而土地上的生命、风物就变为劳动资源(打工者)、经济资源(木材、矿产等)。

　　相对于现代性对于空间的敉平，《漫水》中的世界仍然是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自然界的风起云涌仍然与人事的沧桑变幻相互激荡和感应，构成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具体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

　　可以说，这样一个世界是生命与万物相互感应的世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意化的空间中，所有的人事的才托身得所，才获得一种意义的自足性。但是这样一种自足的意义空间在整个中国从近代以来不断卷入的现代性进程中，在现实乡村的全面崩溃中又是如何在文本中建构起来的呢？

　　再次是“去地域化”的抽象空间。

　　小说中还提到了地图。地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建立在几何坐标体系基础之上的对空间的重新理解(区别于传统的那种身体化的空间感知)，通过一种均质的空间概念，地图对具体的地方性空间进行了重新规划，以此为基础，民族国家才得以形成。地图使整个地域以一种整体化的方式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参照体系中去，没有这种地图，漫水人对空间的感知始终是印象化的、经验化的，而地图将漫水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呈现出来：“二十多年前，县里来人画地图，贴出来一看，漫水人才晓得自己村子的形状像条船。”尽管如此，漫水人仍然从一种感性感知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空间，把它看成一条船。地图的出现很显然潜在的改变着人们有关空间的感知，但是在这部小说中，这种空间意识的转换并没有清晰的呈现，这也是与地图意象在小说中有限的叙事功能相关的。

　　另外，小说中还出现了报纸和电视这样一些意象。绿干部代表上面来蹲点，并通过念报的方式来传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种与报纸阅读相联系的身份意识的改变以及地域与国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是很值得考察的，不过在小说中，报纸的叙事功能同样是有限的，由于一个失误，“绿干部”受到了嘲笑，在村民中心目中丧失了对国家话语的阐释的权威，村民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官方话语，似乎表明政治虽然介入了乡村但并不顺利，也没有真正达到其控制和改造的效果，乡村世界仍然在政治话语的裂缝中保存着自己自生自发的力量。

　　如果注意的话，还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充满田园诗意的作品中出现的电视这样一种更现代的媒介。余公公和余娘娘请慧公公和慧娘娘喝酒，“余公公没有抬眼，望着桌上的菜，说：‘你两老没有拜堂，没有做酒。按电视里说的，五十年，算是金婚。金子不得烂，不得锈，好。’”在这里，电视这一意象的叙事功能同样微不足道。它只是在小说中偶尔出现，顺带提到，没有推动事件进程的作用，甚至也没有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

　　通过分析不难看到，在《漫水》这个作品中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空间，但其在作品中呈现的具体程度以及其重要性是有差异的。作品刻意强化了对神话空间与身体空间的书写，而将那样一种与现代性相关的抽象空间有意识地淡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现代媒介在作品中所承担的功能的处理上(不妨比较一下“报纸”在沈从文《长河》中所具有的那种沟通地方自我理解与国家想象的功能)。可以说，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时间、空间意识都被各种媒介所深深地改变，中国历史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乡村世界也被卷入这种共同体的历史中，甚至卷入一种更大的、更抽象的全球化的世界中。但是由于弱化了这样一些媒介在小说中所承担的功能，因此，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维持了一种基本的风格的统一，并最终将地方提升到一个寓言的高度。因此，当我们阅读《漫水》这部作品时，虽然这部作品跨越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整个叙事的发展却并没有给我们一种时间和历史向前延伸的感觉，似乎在这里一切都流动得更缓慢，就像河流汹涌不息，而河床却沉稳坚韧、终古如斯。但是，我不得不思考，在媒介日益将整个乡土世界卷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时，在整个乡村世界最终在城镇化的潮流中逐渐消失时，这种残存是诗意最终将如何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