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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一个很全面、很终极的作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07日10:23 来源:中国作家网
胡平在王跃文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跃文人好,作品也好,人好关系到作品的内质。似乎有两个王跃文,第一个是写《国画》等作品的,第二个是写《漫水》等作品的,表面看两个反差很大,实际上内质相通。王跃文名气很大,但文学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还不够,通过今天的研讨可以把两个王跃文统一起来,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全面、很终极的作家。如何统一呢?我想,首先可以统一在他一以贯之坚持的理想主义上。他是既具有批判精神,也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批判不是主要的,理想主义才涉及他的本质。《漫水》就充分显现出这一点。

  跃文本来在省政府工作,靠笔杆子写上去的,能力很强。他完全可以走“二号首长”之路,一路升迁。可是他不想这样,退出政坛,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个理想色彩很重的人,很正直、值得人们尊重。他能做到的一般人做不到。

  我不同意把他前期的作品称为官场小说,他的小说不是写“场”。在文学上,重在写“场”就成了社会小说,指向社会而不指向人,证据之一,是不少读者读普通的官场小说,正是在读“场”,对官场的潜规则和往上爬的途径颇感兴味。但这样的作品是实用性的写作,达不到纯文学的档次,文学上评价也不高。王跃文不重写场,重写政治人格,写人性的困境,文学立场很不一样。福尔斯的《谜》写官场中的一名官员,在与儿媳的交往中陷入人格分裂而导致自杀,就不能称为官场小说,因为它是写人的精神困扰。王跃文的作品与之相似。

  但如何把王跃文的前期作品与“官场小说”区别开来呢?其实只是一个命名学的问题,只涉及概念。难就难在,把我们所有评论家凑一起动脑筋,为他的小说创造一个新的学术性概念,把他与其它作者区别开来,会发现徒劳无功。概念有时也会困扰文学。

  王跃文的那些成名作不是《官场现形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有向善一面的,不会自甘堕落。《国画》和《梅次故事》里朱怀镜逐渐成熟,但始终有良知,想做事,不想违背原则,只是处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先立足,搞平衡。《苍黄》里李济运特别在客厅里挂一幅名为《怕》画,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所敬畏,有所持守,对官员是一个正面的提醒。作者是煞费苦心的,在写政治人格小说,艰难地塑造有理想倾向的人物,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二号首长》等不同,具有终极的文学价值观。当然他也写“场”,如写县里领导们要到县界上迎送上级,常委楼前台阶是八级,朱怀镜有意索要了王书记的帽子等等,都写得精彩,但写作着力处不是这些地方。话说回来,写“场”也是有意义的,这类东西存在,我们今天反四风,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反这些“场”的东西,在作品里批判这些东西意在匡正时风。

  第二个王跃文写了《漫水》等作品,同样是燃烧着理想主义,特色在正面表达。《漫水》讲述两位乡村老人半个多世纪相互关爱互相温暖的故事。余公公和慧娘娘是天生一对,但不是夫妻,两人始终发乎情止乎礼,默默相爱,保持着高尚的情操。跃文写男女和爱情,重精神不重色情,不大描写肉欲。《我的堂兄》里,孩子撞见男女秘密,只写到看见衣物为止,《国画》里写朱怀镜眼中的女记者陈雁,主要写腰身,反而很迷人。写人性、人情是作者的长项,余公公和慧娘娘的关系,始终是“干净”的,但比有过肉体关系还深。余公公比有慧还记得慧娘娘被接来的日子;他吹笛子时,慧娘娘会不禁跟着打拍子;慧娘娘替余公公做寿衣被,余公公提慧娘娘割老屋;慧娘娘喜欢吃枞菌,余公公就特意留了菌干;只是到慧娘娘死了,余公公才接触她的身体,亲手为她妝尸,放上一串银链子。写两人的这种关系,是写传统之美,还是写情,写理想。手法上是含蓄的,一切若即若离、若虚若实,引而不发,空白不止,余味无穷。

  《桂爷》也是如此。老支书桂爷老了,孤身一人,生活上很困难但得不到五保户名额。村里只有一个名额让四喜占了,乡里说等四喜死了名额就让给他。桂爷很善良,并不愿吃五保,但客观情境上已造成他和四喜间的嫌隙。最后,他为生活所迫,真的产生了指望四喜之死的念头,又搞错了,羞愧地自尽。作品写了一个老人求生的本能与善良心地的冲突,善战胜了生,构思极为独特。所以不要把跃文归结为批判性的作家。

  而且我想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中缺乏充分的理想主义——批判起来相对是容易的,写温暖的、美好而感人的东西难。我们看到那些美国大片,都不是专事批判的,它们一定在批判的同时,树立正面的理想形象,才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我们当代文学中“正能量”不够,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塑造感人形象,而是因为难度大,力有不逮。在这方面跃文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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