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十年后看《国画》

　　王跃文被认为是在现实题材小说方面最有原创力的作家，他的作品超越和摒弃了某些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以比较深刻、独特和真实的视角观察和表达生活，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形象。他是一位现实关怀情结和社会责任意识很强的作家，其笔触总是深入到生活最真实的部分，真诚而大胆地表现复杂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为当今最具读者缘的作家之一。

十年之后看《国画》

　　记者：1999年，《国画》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你当时怎么看这种现象的？是否想到过自己作为官场中人写官场小说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景？

　　王跃文：我只是很认真地写了这部小说，但它后来居然那么畅销，有些始料未及。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写作会如何的火，那会儿想当个像样的作家的想法都没有。只有一种表达的欲望，不吐不快。也许因为我写出了某种人们不常说、不便说或不明说的真相，才引起读者们的关注。虽然这部小说后来对我在官场的职业前景造成了直接影响，但当时并没有这种顾忌。也许是懵懂无知吧，我以为社会早已进步到可以说真话的时候了。

　　记者：2000年，你因为《国画》被分流出去，档案差点被转到人才市场，成为“人才”，你还写了公开信进行抗辩。你是否为写官场小说而丢官后悔？

　　王跃文：我的档案不是差点被转到人才市场，而是有可能转到人才中心。因为那次机构改革分流出去的人，如果三年之内没有找到单位，档案就进入人才中心。所以我曾经自嘲说，如果没有人要了，我就成人才了。我不是因为被分流而写公开信抗辩，而是因为某位官员以其不恰当的身份，在不恰当的场合，就《国画》发表了不恰当意见，我才写了公开信回应。我从来没有因为写了《国画》后悔过，也并不可惜从官场里出来。我本来就不是官，不存在丢官一说。我当时只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写材料的技术干部，有人会把这活计当成官，那是他们的事。

　　记者：作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引起了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并有了不错的销量，对于作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你当时是否有一种创作上的成就感？

　　王跃文：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创作上的成就感，就被一种言说上的紧张感震惊了。扪心自问，我在《国画》里没有说谎。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不说谎的小说不讨人喜欢。

　　记者：事隔11年之后，《国画》再度出版，其间盗版无数，而官场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写官场小说的人和作品也增多了。对于这一由你主力推动，发展起来的文学现象，你有什么想法？

　　王跃文：我不敢居此首功。如果顺着官场小说这种说法，那么这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史记》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小说。它中间的很多篇章就是很好的官场小说。最为世情的《红楼梦》、《金瓶梅》，也能让人读出官场，更不用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了。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小说也都涉及官场，只不过它们多走的是伪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得真实些的就有过被打击的遭遇，比方王蒙先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国画》之后，同类题材小说越来越多，也许是事实。但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不因为我的《国画》而引发这种现象，也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肇始。文学是现实的召唤，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情结。我以为这是中国作家可贵的品质，应算是民族之幸。如果现实状况到了人们不愿意关心的地步，社会就没有救了。哀莫大于心死。我也注意到有人对此类小说表示过不屑，说它是官场恶习同出版商经济合谋的产物。简直可笑。未必有官场恶习的人，专门为了让出版商赚钱才“恶习”起来的？太荒诞了！

　　记者：有读者评论，《国画》可谓官场教科书，“想要在官场上出人头地的人、不想在官场上被宰割的人、想不被当官的欺负的人、想巴结当官的人，甚至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可学习，可利用，可领悟的东西。”你如何看待这种效果？

　　王跃文：古人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套用此话，还可以讲：庸者见庸，奸者见奸，坏者见坏。打个比方，水果刀是餐具，但它也可用来杀人。有人说《国画》在读者中的负面影响很大，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更不同意抹黑一说。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国画》较之于真实的生活，不过就是冰山一角。我并没有窥视欲，也不会满足别人的窥视欲。我写的不过是现实的官场生态和官场人生。

　　记者：我去年采访时，你曾经谈到自己的经历，父亲在官场的失意导致被打成右派，你们全家都生活在由此带来的阴影中，你个人的成长和性格发育也被影响。你后来写官场小说，对官场的人性和权力运作进行了细微的刻画和描写。在潜意识中，你是否有反抗权力、打破官场潜规则的想法？

　　王跃文：潜意识里的东西，自己是捕捉不到的。但我自觉的意识，就是不服从我不认同的规矩，不管你讲得如何堂而皇之。不光是官场潜规则，社会上任何不健康的东西，我都深恶痛绝。有回从医院出来，保安收取停车费之后，手就装模作样的挠痒痒，想混掉不给发票。我见不得这种贪人，瞪了他说：票呢？他才很不情愿地撕了票。同车人却说：我从来不问他们要停车票，与其说让他上面的人去贪，不如让他贪了算了。我听了这似乎又是一理。

小说文本

　　记者：《国画》这一书名语带双关，含义甚多，你当年在创作时是怎么找到这一意象的？

　　王跃文：《国画》这书名未必就很好，有人就说它很别扭。我当时起这个书名，并没有多想。只是中间写到了画家，就索性用“国画”二字作书名。不管如何说，它似乎已约定俗成了，被读者们接受了。

　　记者：我最近把《国画》、《梅次故事》又读了一遍，发现里面有许多总结性的话可谓入木三分。诸如“有时候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上司对你有看法了，你就完了。有本事你就马上换地方，别等着人家来修理你。不然你就只好死牛任剥了。”“群众呼声再强烈，抵不上市长一个喷嚏！”等等。你是如何敏感地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的？

　　王跃文：我想说那句文学套话，感谢生活！我在这个场合浸染了那么多年，感触和体验太深了。有时候甚至能神机妙算。十几年前，我去某公园散步，发现原来臭哄哄的厕所修葺一新。同行的人感叹：政府终于干了好事了。我说：说不定是哪位领导散步时尿急，钻进厕所小便，熏得眼睛都睁不开。这位领导官很大，就只皱皱眉头；如果他官不算太大，就会骂人。公园负责人肯定在旁陪着，吓出冷汗，马上改造厕所。不巧，事后我同这个公园的管理处处长熟了，一问，还真是领导上厕所后批评他们了。还有一次，也是去这个公园里散步，一位酒后骑三轮警用摩托的公安闯红灯撞了我的车后逃逸，不出三百米又拦腰撞上一辆的士，再也跑不掉了。公安的老婆马上打电话叫人。这位公安又是这个公园派出所的。公园来人后，火速处理事故，态度非常之好。我就想：此事蹊跷。照惯常情况，总会有些纠缠。不久，同公园其他熟人说起这事，他们说原来是市委书记马上要来散步，他们必须在书记到来之前把事故处理好。

　　记者：《国画》中写到，有一个官员让搞电脑的老婆设计了一个“公共关系处理系统，他把需要利用的各种关键人物罗列出来，又据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作用等，为他们定了ABCD若干级。譬如，省级领导为A级，若干有联系的省级领导就编成代码A1、A2、A3等等，厅局级就相应编成代码B1、B2、B3等等。一年到头，哪一天该拜访什么人物，采取什么方法拜访，等等，都输入电脑。”我觉得在现实中是极有可能的。这一细节是否有真实来源？

　　王跃文：没有真实的来源，但我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情。有位官场老手，做小官时把他所需巴结的关键人物都记在笔记本上，名字都用暗号，只有自己看得懂。哪些人必须在什么日子之前看望或请吃请玩，一年请多少次，都有周密安排。不出几年，飞黄腾达。我虚构所谓“公共关系处理系统”只是艺术夸张，不过现在计算机技术进步且普及多了，说不定早就有人这么干上了。

　　记者：无论是《国画》还是《梅次故事》，我在读完之后都有一种很明显的悲剧感。首先，你笔下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却有一种文学的真实，这真实让人气馁，却又无可奈何。其次，这些权力场上的人，一个个被权力所扭曲，无疑也是人性的悲剧。还有，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官场小说已经笔下留情，而读者在现实中看到，你笔下的故事在现实中每天都在上演。你自己是否很悲观？

　　王跃文：我自己内在气质是悲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观，而是深层次的对人性的悲观。考察官场，如果官场中人只把权力追逐作为人生目标，注定其人生是个悲剧。权力是会腐蚀人的，而追逐权力的过程，也许就是人性沦落的过程。我们耳闻目睹那么多的官场人的悲剧，不管是因权力斗争而败北，还是因贪污腐败而获罪，说到底都是人性的悲剧。官员们只有真正像他们堂而皇之所宣称的那样而奉献，才会从权力崇拜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性自由。但是，谈何容易！

小说形象

　　记者：朱怀镜这样的官员在官场已经很少了，他是否寄托了你的部分理想，或者是你自己的写照？

　　王跃文：朱怀镜被很多读者认同和理解，说明中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期许并不高，甚至说中国人对道德的要求在降格以求。一句“人之常情”，可以消解一切原则、道义、是非，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很糟糕的东西。朱怀镜虽然是善良厚道的，绝非大奸大恶，但他圆滑自私、趋利避害、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也没有真正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他仅仅是不主动做坏事，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做点好事，有时候也被迫违心地做点坏事。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小说中人人把他当朋友，视他为知己，他自己也以官场清流自居，虽然有时也自责和暗自忏悔。读了《国画》的官员们，很多愿意以朱怀境自居；老百姓甚至以为官员能像朱怀镜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诚然，既便这种降格以求的官员，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也难得碰见。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不是我的理想官员，也并不是自己的写照。

　　记者：《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有些不一致，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王跃文：朱怀镜因为《国画》而一举成名，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有些场面上，人们也以互称朱怀镜相调侃，可见他真是活着的人物。《梅次故事》的主角依然是朱怀镜，有人却说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部小说也因此遭人质疑。朱怀镜的所谓变，就是在依然的周旋与权衡中，在纠缠与迷惑中，他终于有抗拒，有坚守，有开拓。朱怀镜在梅次的风格有别于荆都，实在是他自然不过的人生轨迹。古人论画常说，运墨而五色备矣！墨生五采，干黑浓淡湿，谓之五墨。阴阳明暗、凹凸远近、苍翠秀润、动静巨微，尽在五墨之妙。我不太喜欢把小说故事做得剑拔弩张，或峰回路转。这无意间或许有了没骨画的韵致，不重线条勾勒，好用墨色晕染。朱怀镜与人谈论绘画时感叹：人生百态，无非五墨。做人做事，也要五墨自如。个中三昧，谁人得会？我最初曾以《五墨》命名这部小说，并写了个很不错的题记以释名，但出版社怕引起有关部门字面的的误解而没有采用。小说叫做《梅次故事》实在是偷懒的做法。

　　记者：你曾说过，官场中的下级对上级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朱怀镜在《国画》中依附于皮市长，在《梅次故事》中依附于王莽之。他能够化险为夷，与他“跟线”和及时“抽身“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否也是官场人物的“原罪”？

　　王跃文：最近出版几部旧作，出版方让我写些所谓的感悟，我专门写了一条：不可钻营投靠。全文如下：“世如棋局，时有变数。今日若有投靠，明朝必定背叛。投靠是背叛的开始，背叛是投靠的终结。不要投靠任何人，也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投靠。因投靠发迹者固然有之，实则是场赌博，输赢难逃天算。靠搜罗投靠者而乌合营垒的亦有之，实则也是赌博，未必胜券在握。君子不党，实非迂腐之论。鼠目寸光者，只图眼前小利，自可不断投靠，大不了不断背叛。然而欲成大器者，必不朝秦暮楚。常听人宣誓拜认主子：我就是您的人了！但人人生而平等，早是普世价值。当今之世，发誓臣服于人者，不顾脸面和尊严，所言必是假话无疑。这种人最靠不住。”我说的这些在现实中其实是迂腐之论，有些人就靠不断地拜认主子发迹。只要用人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官场的人生依附关系就不会改变。我写的那些所谓感悟，大抵都是君子之道，加些不算庸俗的世情观察。

　　记者：你曾经说过，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部分官员似乎基本如此。可是，朱怀镜似乎是一个例外。这一例外是否需要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资源？

　　王跃文：朱怀镜的官其实也是跑来的，也是买来的，只不过他比别人稍聪明些，做得不那么赤裸裸，做得让人好接受。现实中一手交钱，一手发货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生意，屡见报道，并不新鲜。朱怀镜只是个良心没有完全泯灭的官员，用网上流行的话说，疑似好官。

　　记者：《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都有一段艳遇。这是你作为写作者对相对较好的官员给予的奖赏，还是在现实中的观察和提炼？

　　王跃文：我再次声明，朱怀镜不是我要写的好官，只是真实的官员而已。艳遇对于手中有权的官员来说，比蜜蜂遇上鲜花容易多了。差不多有个规律，没有一个案发贪官没有情妇，而差不多大部分贪官都因女人而更贪。朱怀镜在女人方面人情味一些，且女人都那么真心待他，只是他的福气。

　　记者：画家李明溪以及那个装裱家卜未之符合人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淡泊名利，鄙夷权力。但是，两人境遇是，画家疯了，装裱家死了。你是否认为，孟子所云的“大丈夫”在当下难以立足，劣币驱逐良币才是“合理”而“真实”的？

　　王跃文：好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但有时候却是劣胜优汰的坏法则在起作用。君子斗不过小人，自古如此。好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前，品行方正之人只能沦为无能。好比秩序混乱的火车站售票口，守规矩的干不过插队的，插队的干不过票贩子，票贩子如果同车站公安、售票窗口相互勾结，老实人就只能买高价票了。而窗口外的人谁也干不过计划室配票的人。有时候，你不觉得现实就像一个秩序很糟的火车站吗？

官场与现实

　　记者：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也听不少年轻朋友说过，他们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建议他们读《国画》。我闻之暗觉悲凉。中国古代的君子，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读之书是《论语》，他们相信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若生逢乱世，想要出人头地，便只读《战国策》和《孙子兵法》之类，乱世中要生存下来，非用策与计不可的。然而策或计越用得多，人心便愈加险恶狡诈。中国人却偏要把心机曲折美化，叫做“城府深”，或曰“心思缜密”。策或者计，确都可用。但人若把不择手段只求成功的策或计当作信仰，那是非常可怕的。我常想，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能够信仰什么？什么可以作为他们的生活教义？捡数之下，似觉一片荒寒。犹太教有部圣典叫《塔木德》，犹太人的孩子七岁便开始修习，终生遵奉。那是一部可以培养出一个民族高贵灵魂的书。而我们中国的所谓圣贤之学到了寻常百姓手里，也不过是世故庸俗的生存之道。哪怕是这些古人的余唾，也被我们抛弃百余年了。我深明那些老师嘱咐自己的学生读《国画》时的良苦用心，可我不愿意这本书被误读成策与计之类的东西。我更有自知之明，知道《国画》也并非一部了不得的书。如果年轻人涉世之初真的必读《国画》，我愿诅咒它速朽！

　　记者：你认为，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王跃文：我认为真是这样的。他们以为自己不正当或非法取得的东西都是应该的，他们憎恨人们对腐败的憎恨，似乎人们没有理由如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很多高官一旦倒下，都是一家人进局子。不是谁在故意株连他们，而是他们全家都在集体犯罪。一家人共同犯罪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个清醒的人吗？不是他们不愿意清醒，而是他们早没有道德原则了，早没有法律观念了。真以为这天下就是供他们胡作非为的。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现象，因为无从拿到统计学资料；但至少这是常见的，我们随便翻开哪天的报纸都会看到这种报道。须知，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其实是打了很多折扣的。

　　记者：有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当代作家被读者所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逃避现实。但是，就官场小说而言却并非如此。你对此有何见解？

　　王跃文：我并不以为所有作家都必须来写官场，我自己就写得有些厌烦了。现实需要人关注，但官场不是唯一的现实。当然，官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太多东西引人注意和思索。这也是官场小说受到读者青睐的原因。我倒是注意到另外一种现象，即目前文学评论界对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颇为不屑。我认为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道德立场出了问题。

　　记者：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问采访经适房土地建别墅问题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如何看待其行为？

　　王跃文：这位官员的话是荒唐的，却是真实的。说明他潜意识里，官方利益同人民利益就是对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很多地方作出的某些决策，都直接伤害着群众利益。官方同大的利益集团相联系，合谋侵害群众利益，这种现象很常见。一个好好的国有企业，就因为某领导一句话，就打着改革的幌子，引进民营企业参股、控股，置职工意见于不顾，置职工利益于不顾，最终造成流血事件，这不很奇怪吗？深究下去，必有大事。

　　记者：韩寒说，日记门主角，广西某市烟草局长韩峰是个好干部，你怎么看？

　　王跃文：韩寒显然是在反讽。韩寒这篇博文我看了，嬉笑怒骂，妙趣横生。韩峰当然不是好干部，但他的那点儿坏，放在很多干部身上，几可忽略不计。社会上很多人同情韩峰，韩寒博文上做了个投票统计，赞成韩峰是个好干部的竟然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当然，这个调查本身并不能回答问题，因为很多读者是抱着游戏心态的。我并不认为韩峰是个好干部，但仍投了赞成票。不过，至少说明一点，群众把干部形象标准已放得很低了。人们已经以最低标准要求干部，你还要乱七八糟，未免太不厚道了。

　　记者：你认为，精英们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以你对官场的观察和理解，精英的堕落已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危害？

　　王跃文：很多的所谓精英已成为利益阶层，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立场发生了变化。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讲究为民请命，但这个传统正在迅速消解。我看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战国时代，强者通吃，恶者得道。不少学者就拿他们的学问替财富掠夺者辩护，这就丧失了起码的良知。精英们如果开始堕落，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很多理由，编造出许多歪理邪说，不但自欺，还要欺人欺世。所以，有新民谣说，不怕流氓干坏事，就怕流氓戴眼镜。

　　记者：前些年，有一次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时你曾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你现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当时说这话的语境，是针对所谓艺术形式而言的。我向来反对文学上的极端技术主义，尤其对那些沾沾自喜的简单模仿很不以为然。可有些作家却热衷此道，眼里只有玩技巧一事。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之关系，中国自古就有高论。子贡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这话完全可以用来讨论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文，指的就是形式；质，指的就是内容。古人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好的形式和内容必是合二为一。说到底，文学的目的不是玩形式，而是需要内容。文学之“文”的本义，就是指的花样。通俗地讲，人们要说话，要表达，为了更喜闻乐见，才玩些形式。这就是文学。而目前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最需要讲究道德感、责任感，所以说文学是良心。

　　记者：你曾说，“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你把这种现象叫做腐败歧视。这种中国特色产生的原因，是否因为官场的利益共同体而导致？

　　王跃文：我说腐败歧视，自然是句幽默话。记得当时是说件新闻。2003年2月25日，浙江温州三里村两委召开扩大会议，将会议移到杭州召开，一行19人住进杭州西湖国宾馆。在为期5天的会议中，三里村集体共支出43555.9元。细细算来，人平每天458元，房费会去掉一半，人平每天伙食并不高。但因为他们是村干部，此新闻曾轰动全国。原来，腐败也是有级别的！村干部开会这么铺张当然不对，可是更高级的会议呢？有谁问过这个问题？当然，谁也过问不上。记得二十多年前，南方某省副省长在广州被人宴请，吃了四千多块钱，因为这件事被省人大罢免了职务。据说这位副省长自己后来还掏钱补了部分宴请费用。这事现在说来，几乎天方夜谭。

　　记者：中国社会的人治色彩几乎没有减弱，老百姓的“清官”意识浓厚，主要是制度性的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吗？

　　王跃文：我觉得您的提问已经回答了问题。从根本上讲，仍是人在治人，人在用人。各级有各级的权力崇拜，各级有各级的一言堂，各级有各级的诸侯天下。各地如此，各部门如此，各单位如此，上下如此，南北如此。今天如此，但愿明天不再如此。

　　作家简介：

　　王跃文，1962年生，湖南省溆浦县人，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龙票》、《大清相国》。中短篇小说集7部：《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没这回事》、《文学湘军百家文？王跃文卷》、《王跃文作品精选》、《官场王跃文》、《今夕何夕》。散文、随笔集3部：《有人骗你》、《我不懂味》、《胡思乱想的日子》。荣膺2006年度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多次获《当代》、《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刊物文学奖。曾被授予“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湖南省首届青年文化名人”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