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对乡村中国的最后凝望

——评王跃文的中篇小说集《漫水》

孟繁华在王跃文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王跃文因《国画》而名满天下。《国画》一出洛阳纸贵。陌生的王跃文被议论得纷纷扬扬。他对官场生活的熟悉，对不同层次官员心理的准确把握，以及在细微处表现人物和体现题材特征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作家所具有的文学才能和想象力。因此王跃文也被认为是这一题材小说创作在当下的代表性人物。当然，官场小说并非自王跃文始。晚清小说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出版后，陈平原曾统计说，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中点明官场的就有19种之多。可见晚清小说谴责之风的盛行。但晚清小说多写官僚的贪婪、昏庸、残暴和伪善，以激进的言辞“穷追猛打”，既解了作家的心头之恨，又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奇观满足的阅读效果。但王跃文的小说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过之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事实上，王跃文不止写过“官场小说”《国画》及其续篇《梅次的故事》以及《苍黄》等。他还写过诸如《漫水》、《我的堂兄》、《雾失故园》、《乡村典故》、《冬日美丽》、《也算爱情》、《桂爷》等中篇小说。小说结集就命名为《漫水》。

　　王跃文所理解和讲述的乡村，基本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是乡村不断变化的历史，一方面是乡村相对稳定的文化。历史的变化，是乡村生活表层的变化；而不变的是乡村相对稳定的文化。比如《也算爱情》，是写文革生活的中篇小说。其中有个女工作队长吴丹心，这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文学形象。在欲望受到普遍压抑的时代，作为军属和工作队长的吴丹心，以她的权力获得了性的满足。在人的本能欲望不具有合法性的时代，吴丹心释放欲望的要求也许不必作道德化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她怀疑自己的性伙伴李解放同乡村姑娘腊梅关系暧昧时，她妒火中烧地有这样一段话： 

　　“今后反正不准你同那女的在一起。看她长得狐眉狐眼的。” 

　　“我不会和她怎么样的。我不可能找一个农民做老婆呀？”李解放说。 

　　吴丹心说：“你对农民怎么这么没有感情？” 

　　李解放莫名其妙，说：“我弄不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同她有感情，还是不同她有感情？” 

　　吴丹心说：“两码事，同她是一码事，同农民是一码事。” 

　　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吴丹心作为官场女人的占有欲，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性与政治的关系。在吴丹心看来，农村女青年腊梅只是个“性”的争夺者，她只是一个具体的与“性”有关的女人；而农民这个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抽象的符号。因此，在吴丹心那里，“农民”这个符号并没有具体的所指。从占有这个意义上来说，吴丹心对政治和性的理解是完全一样的。她都要占有。王跃文的这些小说所叙述的对象，大多是中下层官员，他们还没有处于权力中心。因此作者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了这些人物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特别注重细节和语言，使人在阅读中产生这些人物在官场中行为举止的联想，为小说营造了特有的气氛和场景。 

　　小说《漫水》就不同了。《漫水》是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它更像是一部村志：“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然后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肯定有来历等。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漫水》写了慧娘娘、余公公等人物，这些人物与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了湖湘大地的风俗画。作家耐心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状态——在意识形态和现代商品经济没有进入这个领地之前，它世外桃源的诗意，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感人。但是，王跃文对乡村中国的诗意想象，并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比如《雾失故园》中的张老三，几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乡村流氓无产者。是这样的恶人形象，教会了一个儿童的仇恨。但是，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愚昧和仇恨无处不在的年代，作家无意中还是发现了乡村文化中不变的诗意。比如桃花，她是恶人张老三的女儿，但桃花绽放出的却是春天般的温暖和美好。

　　那时的乡土中国还有一个总体性，乡村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故事还可以在善恶中展开。因此，王跃文的这部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对乡土中国最后的凝望。在他那喜忧参半的目光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对贫瘠却也不乏诗意的过去的眷恋不舍，也看到了他对乡村中国现实的某些不安。那“美丽”的冬日在喜英惨死的吊丧中显得格外惨淡。那就是王跃文对现实中国人文关怀的另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