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苹果

　　1956年春，我从老家完小转到烟台解放路小学就读，婆婆(祖母)对此耿耿于怀，眼见在“镇反”中“排”(枪毙)了那么多城镇人，她给吓掉了魂儿，宁肯自己的晚辈一世从土里刨食，过穷日子，也不愿他们进城“吃香喝辣”，末了落个性命不保。只是我和大哥都不听她的话，坚持“出外”，先后走出小村。现在看，婆婆所担心并没在我俩身上成为现实，没被“排”，还活着。当然，我俩这一“个案”并不说明什么，在后来漫长岁月里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足以印证婆婆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我的逃脱实不足为凭。

　　换了天地，在面临大海的解放路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夏天考入了背靠青山的烟台一中。已记不得当年考试状况，也不记得成绩如何，可我记得心情很好，自豪而骄傲。当时烟台有四所中学，在市民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一中的冬青，二中的片松，三中的无花果，四中的大粪坑。说的是校园外观，在教学质量上一中也是名列前茅，凡是进入一中的学生，都想当然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包括我这个刚从乡下进城的学生。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城乡不像现在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爹“闯关东”到大连，一放下铺盖卷就成了城里人。我呢，经过在解放路小学的半年过度，进入中学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生，往日的痕迹荡然无存，包括口音、穿着、发型，也包括那个“地龙”外号。只是新同学给起的“油葫芦”新外号令我很不爽。

　　中午，老师和学生都在食堂吃“伙食券”(饭票)，老师学生分属两个食堂。不知怎的，有个黑胖老师不去教工食堂却在我们食堂吃。知根知底的人说这是教导主任任劳老师。说法很多，有说他孩子多，生活困难，吃学生饭一月能省好几块钱；有说在这儿吃饭是为监管学生方便。

　　不久，后面的说法便得到证实，他一边吃饭，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大声喧哗，便端着碗过去，说来也奇，他简直就像根“消声棒”，往那儿一站立刻鸦雀无声。

　　有一回改善生活，馒头、炸黄花鱼。那是我有生头一回吃炸鱼，吃得心满意足。走出食堂，听到校园喇叭通知：请就完餐的同学立刻回到食堂来，有重要事情。我们惊讶，心想刚刚吃了好饭，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返回食堂看见任劳主任像块黑石头似的立着，一动不动，脸板得吓人。他开口训，说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本，要节约，反对浪费。他又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户财主十分奢侈，吃包子不吃夹(尖)，丢弃掉。一日让邻居看见了，捡起来，晒干保管好。不久来了灾年，人人饿肚子，财主家也同样，这时邻居把收集起来的包子夹还给了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从此……说起来这个“教人方”流传很广，不新鲜，细细琢磨，也有许多不真实处：就算财主口刁，不吃的东西可以喂鸡喂猪嘛，再说了，都晓得那些土财主积攒起的那点家产，无不是省吃俭用从嘴巴里抠出来的，有谁舍得如此暴殄天物呢？所以同学们对任主任的故事不以为然，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反倒被他越说越激动的表情给吸引住了，他拧着眉头，眼光闪闪逼人，指着饭桌上的一堆鱼头，道：要是鱼天上有灵，看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那是死不瞑目的！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拼命憋着。只觉得这个敢“造句”的主任很搞笑。

　　讲实话，那天跟别人挨训，很冤，鱼头我全吃了，这么好的吃食怎舍得白白丢掉呢？在老家，村里常来鱼贩卖鱼，我们家从未买过。有回爷爷下湾捞麻，抓了几条泥鳅。婆婆把鱼放在碗里，上面淋点油、酱，和地瓜一块放锅里蒸。这饭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吃，只吃得回味无穷。

　　有句话叫歪打正着，不承想这桩由任劳主任引发的“鱼头事件”却为我呈现出一种人生走向，就是说后来立志写起了小说，应与这桩事有关。

　　事情是这样：为了让学生树立节约精神，任劳主任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文题：《幸福生活得之不易》。我灵机一动，就把小时候吃泥鳅那段事“添油加醋”地写出来了。不料得到班主任(教课文)的冯锡铭老师的表扬，还当成“范文”让我在班上念。只弄得我热血沸腾，想入非非，觉得自己是个当作家的料。而在私下里，冯老师也是对我另眼看待，不断鼓励我，说我行。还找书给我看，其中的《唐璜》《上尉的女儿》及《普希金抒情诗集》后来被我带到军营里，在“大革文化命”的年月里，这几本书成为我和战友们爱不释手的“地下读物”。

　　其实那时候冯老师已经是校园里的名人，他写诗，不断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他在班上说任主任也爱好文学，也发表过作品，因用的是笔名，所以大家对不上号。当时我想，发作品不让别人知道，不成了那句“锦衣夜行”的话吗？在我心目中，任劳主任很怪，很神秘。

　　城里的学校不放秋假，但要“学农助农”，拉队伍到附近农村帮老百姓收庄稼。我们一中由任劳主任带队，浩浩荡荡开到南郊一个小村，开始让我们刨地瓜花生，城市学生不懂要领，一镢头下去，愣把好好的地瓜拦腰截断，刨花生嘛，偷偷捡了往嘴里塞。弄得人家很不高兴，后来就让我们往地里送粪。这活计又脏又累，让人吃不消。同学们纷纷抱怨。我们班外号“大嘴”的于相金怪声怪气地说“助农”主要是学农，成天叫咱推车送粪能学个啥？另一个叫赫金亭的同学说：老巴子(农民)不让咱刨地瓜花生，是怕咱们偷吃。我问赫金亭你吃了没有？他满不在乎地说：吃了又怎么样？他们自己还吃哪。我说人家是吃自己的，咱们是吃人家的。赫金亭说共产主义，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分那么清干啥？

　　原计划三天，校部为在“助农”上超过其他学校，临时决定再延长两天，带队的任主任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影响教学进度，但校部不认可，坚持做出的决定，任主任一怒将队伍拉回学校。我们欢欣鼓舞，高呼乌拉，却不晓得任主任把校领导给得罪了。高校长(兼书记)私下里阴阳怪气说：这个任劳还真“各色”哩。后来晓得，任主任的“各色”在教育系统是出了名的。

　　我们断断续续从冯老师嘴里知道任主任“各色”标签的由来：他的家是昆嵛山下的上夼村，那里在抗日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革命根据地”，任劳的爹是村干部，打小日本打老蒋都立过功。任劳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任民。日本人投降从北海乘船撤走那年，两兄弟在抗日中学一齐毕了业，又一齐参加了工作，任劳在学校当老师，大哥被县武工队选去，当了一名“地工”，往来于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传递情报。因工作性质缘故，家人很少能见到他，而一年之后暴出成了叛徒的惊天新闻：是个雨天，任民在县城一家饭铺等线人，不知怎的“线人”一直没出现，他只得回山，在出城时被敌人抓获。后来的情况就和电影电视上一样，不同的是这位叫任民的“地工”没能经受住敌人的酷刑逼供，变节了，说出了所知的秘密。他自知罪过深重，不敢回家，留在敌人那里。尔后事情竟向另一方面发展：敌人断定县武装不知道任民叛变的事，便没按任民提供的情报抓人，也将任民放了，条件是今后为他们工作，提供情报。不然——任民自然晓得“不然”后面是什么，只得答应下来，回到了队伍，潜藏起来。开始确实瞒过了部队领导，并依照任民带回来的“情报”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后因“行动”出现纰漏，造成重大损失，方怀疑起这份情报，又从“情报”怀疑任民。立刻将他控制，令其交待问题。任民知道瞒不过去，便如实交待了自己叛变投敌行为。如果当时上级能想到这件事尚可兹利用，也就不会立即将任民处决。人死了，才意识到操之过急，失掉一个将任民打造成一个双料间谍的机会。当然事后诸葛也于事无补，只有遗憾的份儿。

　　冯老师说到这里也是感慨万分。又说总算是还有高人，高人总能想到常人想不到的。一位见过任劳老师的首长道出他的想法：鉴于敌人尚不知晓任民已死，可让其弟弟做他的“替身”，潜回去。听的人也觉得可行。俩兄弟站一块，连爹妈都难辨，何况两姓旁人。将计划报于上级，上级也同意，指出要严加保密。然而对于当事人任劳，这新“身份”就不单纯是能不能保住密，而是凶险万分。一旦踏上路程，当视为不归。

　　冯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知道故事该怎样讲，怎样开头，怎样叙事又怎样结尾，当然还要“点题”。他说任劳主任的“各色”在于：他接受了上级派给的任务，却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条件”“各色”得不能再“各色”。

　　他到底提了啥条件呢？我们问。

　　冯老师说：他说他哥俩从小怕疼，叫小虫子咬一口都哭半天。做“地工”难免让敌人抓住，不讲敌人肯定要动刑，他说自己是挨不过去的。哥哥的昨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当听到这里，我震惊了，这是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当烧红了的烙铁贴上胸膛，滋滋冒青烟，单凭信仰就能通过这一关？就算精神挺住了，肉体会不会败下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