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文人而不作文妓(4)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主因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

　　只是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自1936年，带全家移民美国纽约后，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同时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风声鹤唳》(LeafintheStorm)、《朱门》(TheVermilionGate)，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能》(TheWisdomofChinaand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

　　不过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兼而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175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写作生涯的颠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林语堂虽形容自己是伊比鸠鲁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而且"幽默"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某回他在国外演讲，结尾时说，"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

　　甚至有"笑傲江湖"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但实际上，林语堂自律甚严，内心有其严肃之一面。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清教徒"，不但不饮酒、不近女色，还会去作主日学。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为集中精力创作，关于教书、演讲、应酬等外务，林语堂是能避则避。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其次是肯用功夫。

　　林语堂作学问之用心，他的二女儿、前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林太乙于《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指出，林语堂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午后二时，下午休息之后，再从晚上八时工作到子夜，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

　　又如他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书中，以个人经验陈书中国人的生活观，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却很少人注意到，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仅因为写序言时，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才把东方儒家、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写得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

　　也有友人说，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作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不过在林语堂八秩大寿前，因健康的理由，还是毅然戒掉叼了数十年的烟斗。这不是林语堂首次戒烟，不过前一次，他只戒了三星期。

　　在家庭生活方面，除了父亲与奶奶外，林语堂毕生感谢二姐美宫。

　　由于家境不好，林语堂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是借贷而来，牵累到也从女子中学毕业的二姐林美宫，因男女之别，二姐无法如愿去福州升学，只能下嫁到山城。二姐掏出四角钱当作川资，对他说，"二姐是没有希望了，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让林语堂相当内疚。没想到隔年，怀孕的二姐感染鼠疫病故，从此后，只要提到二姐与那四角钱，林语堂都不免流泪，他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都是为她而流"。

　　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一生紧密相依，即使到了老年，两人也不离不弃，文坛传为佳话。夫妇俩有女儿三名，长女林如斯、次女林太乙都走文学路，幺女林相如学科学。生了三个女儿后，林语堂说不在乎传宗接代，廖翠凤就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避孕。

　　不过在认识廖翠凤之前，林语堂原钟情于厦门名人陈天恩医师的女儿陈锦瑞，加上与陈锦瑞的二哥、三哥都是同学，有近水楼台之便。据林太乙记载，陈天恩不能接受这个不笃信基督教的小伙子，因此将林语堂介绍给厦门富商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这是林语堂第一次受到失恋打击。

　　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背景相似，林语堂是廖翠凤的哥哥廖照超的好友，两人是圣约翰大学同学，林语堂的姊姊也是廖翠凤在毓德女校的同学。相亲前，家人探询廖翠凤意愿，提及"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但廖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定下这桩好姻缘。

　　1915年，还是大学生的林语堂与廖家二小姐订亲，但直到两人订亲后四年，林语堂大学毕业、即将留学前，才决定结婚。四年内，两人偷偷通信，被允许在敞开大门的廖家大厅里对坐，两人在欢庆结婚五十年时，廖翠凤还对好友说，当时"未婚夫妇能相对而坐，已经是了不起的开明"。

　　廖翠凤虽是富家女，在决定与两袖清风的牧师之子结婚时，决定婚后生活无论多苦，也绝不向家里要钱。林语堂在美留学时，遭遇清华无故取消官费奖学金，但廖翠凤真的没有向廖家求救。林语堂曾对朋友表示，廖翠凤没有有钱人家小姐娇生惯养的坏习惯，"她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唯笃信耶稣的廖翠凤在初嫁林语堂时，对他不信上帝感到十分惊异。

　　不过林语堂对陈锦瑞那份纯纯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不仅对妻子、女儿从不讳言，在《八十自述》中他意有所指地指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赴美国攻读美术的陈锦瑞，日后常到林语堂位于上海的家拜访；廖翠凤自信地对女儿说，林语堂是爱过"锦瑞姨"的，但嫁给林语堂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过"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接着她便哈哈大笑，林语堂则不太自在。

　　1971年，七十七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而且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因为长年躁郁症而自杀，晚年丧女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大声痛哭，精神几近崩溃。廖翠凤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第二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廖翠凤则因精神不佳，只有与住在香港的小女儿林相如同住才比较自在，经常赴港与女儿同住；林语堂却离不开阳明山的"有不为斋"，体力日衰的他只能抱病在台港间奔波。

　　1975年底林语堂开始坐上轮椅，体力虽衰，真性情仍在，他有次听到陈家亲戚说，初恋情人陈锦瑞还住在厦门，高兴地直说要去厦门看她。但廖翠凤劝他，"语堂，你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会想去厦门"？

　　1976年三月二十三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三月廿六日晚间病逝于香港。四月一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挚友国学大师钱穆题字。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幺女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

　　一如众多满腔热血的青年，林语堂早年思想左倾，在东西碰撞的大时代，他原选择了西化这条路，却又发觉，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是他必需担负的使命，因此毕其一生，都在为中西文化交流而努力，做为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倾全力将中国文化与精神通俗化地介绍给西方世界，是他毕生的功业。

　　面对文革的冲击，林语堂晚年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但他并没有迷失自己的路向，尽管蒋介石对他极为礼遇，宋美龄还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为文赞誉林语堂具有多方面的卓绝才华，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与官职保持距离，一度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林语堂著作等身，在中文的文艺创作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他翻译"幽默"一词，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半月刊。虽然作品不多，但《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提倡幽默文学，形成一股风潮，所谓"幽默大师"的美誉自此加冕在林语堂身上；《人间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提倡性灵文学，成为中国第一本纯散文小品刊物；《宇宙风》半月刊则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都让林语堂在中国文坛占有相当分量。

　　这些提倡贴近人生的刊物，或许在现代社会不足为奇，甚至早已成为畅销书必备的要素，但上世纪初深受传统的束缚，过往中国社会对文章关于"文以载道"等主流要求，依旧深深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纯情的"新月派"、左倾的"创造社"，虽然让中国文坛大鸣大放，却门户森严，笔战激烈。在这样严苛的环境限制下，林语堂于内师法清代名士袁子才等人，于外推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幽默的笔调写出寓意深远的文章，的确开启了中国写作新局。

　　然而他对中文世界影响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造了"幽默"二字。

　　他自己曾说过，"幽默"的意思或与"风趣"、"谐趣"相当，但是英文中的humor多指一种作者或作品的风格，译意仍不如译音的直接了当。但同样是译音，译法可有十数种，当时有人建议译为"语妙"，兼顾音与意，不失为一种选择，林语堂也认为不无可取。

　　为何使用"幽默"这两字的组合？林语堂认为"凡是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静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最后还是"幽默"在中国生了根。

　　"幽默"不仅加入中文的形容词家族，而且在中国语言里继续繁衍，现代人说"你刚才幽了他一默"，将"幽"与"默"变成动词与名词，已远超出英文humor的用法，可是林语堂始料未及的。

　　译了"幽默"一词，其后主持《论语》半月刊时以撰写幽默文学闻名，成为大师级人物后的林语堂，每回亮相手里老端着烟斗，仍是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使得外人对林语堂的印象总离不开"幽默"二字。夫人廖翠凤曾说自己原是很严肃的，但夫妻日久相互影响下，也越来越能接受幽默。

　　林语堂说过，"凡做什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有趣的是，中学和大学毕业，成绩都是第二名。他说向来喜欢自由看书，对功课不耐烦，也不肯认真；他的兴趣广泛，迷机械，好代数和几何，对自然科学和地形学有兴趣，但讨厌积分，当物理老师或英文老师都曾是他的志愿，不过如愿当英文教师后，他又投入中国古典文学，且着手改革汉字索引的方法，并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汉字索引制说明"，获得蔡元培与钱玄同的声援。

　　为实现抱负，林语堂曾主张为整理汉字应彻底废除部首编排，因此二十三岁发起部首改变运动，自三十岁发表"汉字号码索引法"开始，又陆续研究出五种检字或拼音法，包括知名的简易输入法，但终究未能全面普及于华人世界。

　　至于林语堂所编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起风行全中国，成为中学生学习英语不可不读的基本教材。只是此间仍有评论家指出，若论编纂英汉字典的功力，梁实秋依旧略胜一筹，林语堂所编的《当代英汉辞典》，普及率还是比不上梁实秋所编的《远东英汉辞典》。

　　细观林语堂的艺术性格，不难发现他的情痴与文人特质，不难想象他为《浮生六记》的陈芸，以及《桃花扇》的李香君流泪的真情，乃至于肯定《浮生六记》是真正的旷世钜作。

　　在浪漫之外，现实中，林语堂是极少数成功将中华文化介绍至西方的中国学人，早在青年时代，即将萧伯纳的《卖花女》译成中文；又由于林语堂学贯中西，不仅能以英文创作，还以英文形式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西方读者，林语堂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如美国《纽约时报》报导他逝世消息时所述："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又如日本《每日新闻》所形容：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更有人称许他最擅长"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

　　"酒店关门时，我就走"，林语堂生前十分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话，他认为，人生在世好比在小酒店独酌，但是酒店总要关门。他曾说，"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人生"；人"终必一死，终于会向烛火般熄灭"，不过更重要的是，人"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式的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