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为什么用大半辈子反对鲁迅(2)

　　在苏雪林眼中，鲁迅还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动的'。'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愿受，老实说吧，我总疑心是假。''人家恭维你，是想利用你，或者想钻进来。'"我查了一下，其中引用的一些字句出现在鲁迅与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的通信中，两人是在谈论当时一些"通俗的小日报"。不过，苏雪林却将"引文"抄得断断续续，原信中虽然也是有这类意思，但她加了双引号，仿若原文就是如此。苏雪林之所以"引文"而论，就是想借此来证明鲁迅这个人"言不由衷"，并非就是一个不爱接受"恭维"的人，相反"不仅爱恭维，并且癖好谄谀，他左倾后，完全生活于永远不断肉麻可呕的谄谀当中"。这有证据吗？苏雪林说，当然有，不过"这事待后文再叙"。我却等不及了，想弄个明白。又去查，其实仍不过是片言只语的抄录而已，"人家奉献给他的头衔不可胜数：'东方的尼采'、'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高尔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鲁迅听了并非不笑，不过不是听人颂扬他敌人的耻笑，而是点头得意含着嘉许的微笑。我以为世上癖好阿谀的人，鲁迅可算第一"，如此云云。

　　苏雪林又搬出当年陈源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发泄的对鲁迅的不满，说："陈源教授说鲁迅听人称他反对者为'文士'，笑不可抑，但当人们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又不笑了。"这一段文字，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北京学者张耀杰写过一篇有关青年作家高长虹当年与"世故老人"(高长虹语)鲁迅之争的文章，其中就谈到《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这件事。耀杰兄是这样说的：鲁迅奋笔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不就高长虹公开提供的事实进行正面的答辩，反而拿三个月前的《狂飙社广告》大做文章："《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这大概就是陈源教授之所以挖苦鲁迅"又不笑了"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上一段有关《莽原》的公案。苏雪林显然没有今人张耀杰梳理得晓畅明快，鲁迅"又不笑了"这一句让人云里雾里，真不知说的是什么。

　　说起陈源教授，势必就要提及钱杏邨这个人。他们是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一文中最为推崇的当时批判鲁迅的两个重要人物。前者系北大教授，与王世杰、周鲠生、胡适等人合办过《现代评论》，后又当过武汉大学教授；后者即阿英，是一位左翼文艺评论家(左联中人)。陈源与鲁迅之间的分歧，是因为他曾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的一场风潮，后招致鲁迅等人的驳斥；至于钱杏邨为什么要批评鲁迅，我孤陋寡闻，不太清楚，也未及查考。苏雪林认为"替女高师校长杨荫榆说公道话，陈源教授多说了几句，鲁迅骂他足足骂了半年"，陈源是忍无可忍，最后才给徐志摩写了那样一封信，诉苦复微词，"因此陈源教授这篇文章可说是反鲁迅的第一炮，是中国新文学史一篇最重要的文献"。陈的这封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中一个最尖锐的说法，就是"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这是今天我们在《西滢闲话》中可读到的文字，不再赘述。苏雪林却由此而加以发挥，继续对鲁迅的一生"加以疏解"，试图"得其真相"。

　　她为此又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例--当年俄国爱罗先珂来北京，看了北大几位爱好平剧的学生上演的几出戏，次日在报上撰文没说好话。这让几个学生感到难堪，在报上作出回应，大意是说，你爱罗先珂对中国文化根本不懂，是个"瞎子"，何必瞎批评呢？鲁迅与爱氏本是好朋友，于是写文章将这几个学生骂得狗血喷头，并引用一个日本故事"仇人已盲，杀之不武，抑且不仁"来说明对一个残废者的戏谑轻侮是最不人道的，也是最卑鄙的。鲁迅的这篇文章，其实并没有说错什么，苏雪林却要说鲁迅自己亦曾是这样的骂人，"像潘光旦缺了一条腿，鲁迅便在《理水》里号之为'拄杖先生'，顾颉刚头颅有点异样，他又称之为'鸟头先生'"。第二例--鲁迅在广州时，与顾颉刚闹了点意见，鲁迅以刀笔对他"毒讽"，顾氏声言要起诉他，"鲁迅一听'起诉'这两字，几乎笑歪了嘴巴。但顾氏本属一个忠厚长者，起诉他不过说说而已，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鲁迅自己却因北新书局版税问题与人最后闹到了法庭上，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法庭上供称，北新每年付鲁迅的版税，有帐可稽，何从对他剥削？当时这件事在报端闹得沸沸扬扬，"遂有某文人计算鲁迅的版税，年达万元。在当时的物价，万元是何等大的吓人数字？鲁迅打这场官司，并未从北新多支版税，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实为失策。因为他从此不能再对人诉穷了，不能再对人说'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乳'了"。第三例--鲁迅虽然撰文劝人对同类不可太操切，可他自己又做得如何呢？苏雪林写道："他盘踞左翼文坛时候，痛骂'正人君子'不算，连与他毫无恩怨，只因同'正人君子'接近的胡适之先生也遭了大殃。他骂胡先生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伪学者'、'皇权的保卫者'，在抗日怒潮正高涨时，他又乘势骂胡先生为'汉奸'、'卖国贼'……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听了鲁迅这种话，胡先生生命岂不是危乎殆哉了吗？"苏雪林借这三个例子来证明鲁迅是一个"心理复杂"的人，虽然这样替鲁迅画一张文字像，"确不容易"，"但照我所勾勒的几根线条，鲁迅的嘴脸是怎样，想读者们已明白一个大概"了，苏雪林这样说。

　　钱杏邨洋洋万言批评鲁迅的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苏雪林认为是"围剿鲁迅的文章成为系统，最有力量的"文字。"围剿"二字是苏雪林亲口说的，在《我论鲁迅》这本书的第三十页，可见苏雪林批判鲁迅时的心态也未必有几多善意。依钱杏邨的看法，鲁迅的作品"不但不会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会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中去了，鲁迅呢？……他没有法跟上时代……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对于钱杏邨的这种语气，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太熟悉不过了。如果鲁迅不死的话，左翼思潮中如此这般"滥废"的话语到后来是否会成为对鲁迅攻击的一种语式，我不禁有点后怕，因为"上纲上线"曾经是我们对于某些"同类"太过"操切"的一种手段，真可谓"殷鉴不远"啊！钱杏邨在这篇文章中居然提到"政治思想"这四个字，他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我们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规律去看，它当然有不少相当的好处，有不少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然而也已死去了，他已经死去了！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以表现出的时代，旧时皮囊不能盛新的酒浆，老了的妇人永不能恢复她青春的美丽，《阿Q正传》的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去，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

　　钱杏邨这篇文章发表在1928年5月的《太阳》杂志上，鲁迅这时已从广州到了上海，正集中精力在《莽原》、《萌芽》、《语丝》等杂志上批判所谓的"新月派"，好像没有理会钱杏邨。于是苏雪林认为："秉性凶恶狠毒的鲁迅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温良起来呢？原来鲁迅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一心要登上文艺学术界的宝座……至于目前的这帮人呢，那可并不容易对付，他们中间同你一样的'无赖'、'泼皮'也并不缺乏，现在还算同你客气，真正闹翻了，他们使出来的招数，恐怕你就接不下。你固然曾吸收过来若干青年，而这些青年正抱着和他们一般的宗旨，一样的目标，他们跟着你是想你带他们进入'理想的天国'，并不想伴随着你走向'阴森森的坟墓'。倘使你仍然唱着那种并不兑现的革命调子，他们是会因失望而背叛你以去……失去了'群众'，鲁迅即长出三头六臂，神通也就有限。"苏雪林"分析"得振振有词："左翼作家联盟一成立，鲁迅立即加盟，立刻被拥上'金交椅'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接着，苏雪林又开始历数起鲁迅置身左翼文坛盟主十年之中"所干的罪恶"，从鲁迅入盟后左派对他的围剿从此偃旗息鼓，到敬奉他为"精神偶像"，从鲁迅发明"猎狐式的包围"，到打击"第三种人"，鲁迅本人也从此"肉身成道"，变成万千青年虔诚崇拜的对象，"鲁迅所求正是如此，自然踌躇满志"！看起来，似乎一切"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苏雪林在那里"自说自话"。鲁迅固然为中国的若干代青年所拥戴，但这是否就是鲁迅本人"所求"。苏雪林的断语甚至放弃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以及左翼思潮兴起的具体分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主题先行"的评判而已，实不足为时人与今人心悦诚服。说到底，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鲁迅进行所谓的"批判"，实际上仍未脱旧文人之间相互轻蔑、相互诋毁的那种恶习，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之所以这样说，同样是鉴于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滩上确实也曾骂过人。

　　有人说，苏雪林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我对苏雪林个人经历不甚了解，不敢确定。但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苏雪林这位曾经留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被人称为文坛的"常青树"，她为什么要用半生来反鲁迅？两人之间究竟有过什么不可化解的恩怨，以致在鲁迅身后多少年仍要口诛笔伐？按照苏雪林1936年冬天对病中的蔡元培所说："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她甚至还使用了"鲁祸"这个字眼。三十年过去了，苏雪林仿佛仍有一种焦灼之感。当年苏雪林在公开自己致蔡元培、胡适"反鲁"的信函后，本指望左翼重要作家中如茅盾、田汉、郑振铎、丁玲、胡风等人"站出来同我说话"，谁知"左派重要文人并无一人出面，只叫了一群喽啰把我千般怒斥，万端辱骂，足足闹了个把月，直至对日抗战发生，国人注意目标转移才罢"。如果事实正如苏雪林所言，茅盾、田汉等人当年没有回应苏雪林的这一态度可能有其他原因。但至少有一点，苏雪林的文字充满了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不予理睬才可能体现一个文化人"修得善心"的正果，尽管这些人有时也"左"得可爱。

　　关于鲁迅这个人，不管在当时抑或现在，颂扬也好，贬抑也罢，其实都不妨碍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心中自有的那一番感受。不过，当我在阅读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所编上下两册《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时，且不论孰是孰非(当然有人会论)，更不论其中的恩恩怨怨，我都不能同意"骂是可以区分的"这一说法，就像今天我们不应赞许苏雪林对鲁迅的"痛骂"一样。因此，再就鲁迅而言，他对这个世界批判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多少也存在某些不恰当之处，同样反映出在一种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任不寐语)；他的"启蒙思想"也有着"历史局限"，同样反映出一种缘于批判话语"本身固有的某种心理疗愈功效"(路文彬语)，只是内心不满的宣泄而已；虽然他"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孔另境语)，却同样反映出一种"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邵建语)；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不良倾向，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记取或慎待的，苏雪林就是其中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尽管苏雪林曾经这样问过自己："有人说你在批评鲁迅，何不用正面文字，从大处落墨，将鲁迅的文艺创作，学术著述，及他的思想提出来讨论讨论，像胡适之先生对你所建议者，嬉笑怒骂，只是徒呈论锋，实不足取。"可是由于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苏雪林挟"正义的火气"根本无法理智地驾驭早已失缰的马车，这既不"高明"，也不"深刻"了，或正如邵建所说，"偏斜于'动物上阵'的文化形态"，到头来，只剩下一种"骂"了。"骂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宽容异见"的具体表现，更是"独断与专制"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性的一种极大摧残。

　　虽然我本人也甚喜爱苏雪林早年激情充沛的《鸽儿的通讯》此类情感散文的"清纯明净"，却无法认同晚年苏雪林这些犀利狠毒、笔走偏锋的文字。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苏雪林说过自己一生两次大哭，一次为母亲病逝，一次为胡适猝死。可是胡适先生当年对她的善意批评早已成了"耳旁风"，曾经有过的"似有所悟"也已凋零、憔悴不堪。其固执可笑，心胸褊狭，以"刀笔自雄"而睥睨一时，如此大动肝火，悲哉，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