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为什么用大半辈子反对鲁迅

　　摘自：范泓《隔代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春上五月，杭州傅国涌兄携全家来我们这座城市旅游。因有着共同话题，且心有所系，在闲聊中，两人竟若"童言无忌"一般，畅言不止。其中谈到了苏雪林这个人，也谈到了她对鲁迅的认知与态度。我告诉国涌说，苏雪林六十七岁时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我论鲁迅》(传记文学出版社)，其语尖刻如刀，毫不留情，并直称自己是一个"反鲁迅的人"。国涌兄建议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不置可否。

　　其实，胡适先生早就批评过苏雪林的这种偏激态度。1936年12月12日，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能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的这封信见诸国内多种选本，大凡读过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实可见胡适先生在论人议事时，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

　　同样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南京学者邵建感慨胡适先生这个人未必就是如往言似的"深刻"，却处处显得"高明"。以此信为例，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一语，更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所谓"高明"，以我个人的陋见，一为高瞻远瞩，二为世事洞明。一个人倘若有了如此"高明"，"深刻"就可退而求其次了。

　　苏雪林是自认为"深刻"的，不仅在给胡适写信时批评鲁迅，也给主持过鲁迅葬仪的蔡元培先生写信，表示"意欲一论"。当时蔡先生居上海，病重在身，转交者以信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故未交达，此信不久即被苏雪林公开发表了。胡适先生则是在二十多天后才读到苏雪林给他的信，随即作复。苏雪林在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一时似有所悟。1937年2月，她在武昌《奔涛》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撰文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然而，苏雪林又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若干年后，即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其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苏雪林文中声称自己再也不能坐视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于是又开始投入到"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苏自语)的"反鲁"的亢奋之中，试图"以了夙愿"。

　　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借用鲁迅《呐喊》中的文字，说鲁迅少年时"家里的岁月，过得极其艰难"，当时他出入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当铺，一个是药店，到了求学年龄连学费都筹不出。后来到日本，决计学医，其原因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确实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尽管这也是一种分析，却并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我们说这是"诛心之论"亦未尝不可。

　　在第二段落中，苏雪林开始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上来就下了断语--鲁迅心理是病态的。想必这已不是"想必"了，这里多了一点细节：童年的鲁迅常常扛着一包旧衣之类到典铺质钱以维持家用。典铺的柜台比他身量还高，他很吃力地将包袱呈送上去，然后在店员轻蔑的眼光和嘴角的冷笑里，接得一点钱回家。后来他又被寄在亲戚家吃闲饭，被称为"乞食者"，以致忍受不下，决定回家……苏雪林于是说，鲁迅"本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这种人家加给他心理上的伤害，终身也弥补不了"。苏雪林以胡适的身世与之作了一个比较，她说胡适幼年时代的家庭也没有什么温暖，前娘的几个媳妇，年龄都比胡适的母亲大，动不动就给脸看，每每逼得胡适的母亲"闭门哭泣"。胡适十二岁离家到上海读书，十六岁便一边教书，一边求学，赚钱养家……这话倒也是事实，李敖写过一本《胡适评传》(1964年)，书中也是这么说的。苏雪林因此问道："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胡先生光风霁月的胸襟？"相形之下，则"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为证明此言不虚，苏雪林举出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鲁迅在儿时听人谈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照苏雪林看来，这在别的孩子一般也不过是听听而已，或者羡慕郭巨的至孝，肯为母亲牺牲自己。可鲁迅呢，却是这样说的："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段话出自鲁迅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所呈现出来的早熟其实并不能算错，鲁迅当时生活在一个"祖父在狱，父亲又患重病"的家庭里，心灵极其敏感，他感到害怕亦属正常。苏雪林却偏偏不肯理解这一点，她说："一个天真纯洁小孩没有不爱其祖母的，即说祖母待之少恩，也决不会为听一个古代故事，会将她当作吸血的巫婆看待，鲁迅小小脑筋居然产生这种怪想，无怪他长大后会成为那种人。"在举这些例子之前，苏雪林对鲁迅的性格早已有了一个断语：阴贼的天性，在孩提时代便已显露出来。

　　苏雪林说鲁迅这人特别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为此，她又举了一些例子。据鲁迅同乡兼北大学生孙福熙说，鲁迅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定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迅的太太许广平说，鲁迅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通过这些例子，觉得鲁迅"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了"？还有，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教员时，有一次做氢气燃烧实验，忘了带火柴，便离开去取。走出教室前再三嘱咐学生们不要动那个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而爆炸。殊不知回来点燃后瓶子竟突然爆裂，玻璃刺入他的手，当时流了不少血。鲁迅这时才发现原先坐在前排的学生全都挪到后面去了，顿时恍然大悟，认为学生已动过了这个瓶子。苏雪林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学生固然好作恶作剧，但也未必敢以老师的生命开玩笑。瓶子爆炸当属一个意外，而学生从前排挪至后面，肯定是听了老师刚才的话，以防万一才这样做的。"鲁迅先生你忒多疑了啊！"苏雪林不禁大叫了一声。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的评价是"阴暗空虚"，在她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虚无哲学者"。为了证实自己"并非凭空诬他"，她引出鲁迅自己的话为证，其中一段是《影的告别》中的：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这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篇什，最初发表在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上。三个多月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提及此文，也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实际上，连鲁迅本人也都不能肯定这究竟是否就是一种"虚无"，苏雪林却要说："鲁迅为了心胸过于仄隘，把自己世界缩小得无以复加，竟致弄得有无处可去之苦。"

　　另一些例证出自鲁迅小说《伤逝》中对主人公涓生绝望心情的一些描述，如"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等。针对这些描述，苏雪林笔锋一转，发起一番宏论来："一个人总要有希望，才能充实。鲁迅却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肓，无从救药。他虽然自负能以锐利的解剖刀挖剔中国国民族的'国疮'，别人也都是这样赞许他。在虚无主义的鲁迅，解剖刀的乱挖，无非想听听病人的呼痛之声，来满足自己报复之念--因为他报复的对象是无限地广大的，何尝有将病人治愈的心理？"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几乎贯穿其一生，但这是否就是"阴贼的天性"所致并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报复之念"，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苏雪林则铁口直断，俨然判官，这种"挟正义的火气"的口吻实在让人吓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