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日寒在《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上的发言

　　同行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我向远道而来的前辈、朋友们，献出心灵的哈达，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座的，有我熟悉的老师、前辈，也有我熟悉的同行、朋友们；有一些面孔虽然陌生，但名字是熟悉的。

　　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回家了。回到了文学的家。

　　《民族文学》杂志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家，56个民族在这个家里共聚一堂，互诉衷肠，亲密交流，引吭高歌；

　　32年前，这个家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玛拉沁夫等老一辈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帐篷，夯下了稳固的基础；4年前，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民族文学》杂志创刊，让这个家变得更大，更明亮，更光彩夺目；去年，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民族文学》杂志诞生，这个家变得更加热闹和壮观了。

　　记得我是在2007年秋，第一次以翻译者的身份，参加了《民族文学》杂志在延边举行的翻译工作会议，从那以后我就与《民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每年都在参加《民族文学》的各种活动，借此机会也结识了更多的各民族作家、诗人、翻译家，也更深一步地了解了各民族文学的风采。

　　说实在的，此前我对各民族文学的情况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交流互动。

　　是《民族文学》让我们走到一起，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家人，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了解了各自的特点，建立了心灵的互动，携手创建着共同的家园。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民族文学》是我们的家。

　　说到家，自然就想到了另一个词：精神家园。

　　从事文学这么多年，我常常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得到的答案是：寻找精神家园，安放自己无处皈依的心灵。

　　除了宗教，文学艺术就是人类最美好、最纯真、最崇高的精神家园。当几十亿人同时观看《公民凯恩》、《日瓦戈医生》、《黑客帝国》时；当几十亿人一起捧着泰戈尔、艾略特、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作品，流连忘返，深深陶醉时，我们拥有的不是同一所精神的家园、神性的小庙、审美的天堂吗？

　　在文学的神性家园中，供奉着一位光彩夺目的女神，她叫“永恒”

　　真正的艺术，如果它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必定是永恒；

　　没有永恒品质的艺术注定是速朽的艺术。

　　在这个大谈速朽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谈一点“超越”和“永恒”呢？

　　翻阅今年的几期蒙古文版《民族文学》杂志，我读到，或重读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叶梅的《玫瑰山庄的七个夜晚》、尼玛潘多的《协噶尔村的央宗》、乌仁高娃的《天边孤寂的蒙古人家》，以及聂鲁达、帕慕克等诺奖获得者的作品，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个词：永恒。

　　在这样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谈永恒这种“大而无当”的词，会显得相当滑稽。

　　但是，在我的理解中，永恒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它是一种大情怀、大境界、大人格。

　　永恒既是对人性的关怀，也是对神性的向往。

　　伟大的文学作品在审视人性时，采用的视点很可能是双重的：人性的和神性的。

　　想想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曹雪芹的《红楼梦》、艾略特的《荒原》吧。“天人合一”的高视点，也许是它们获得永恒品质的重要原因。

　　《民族文学》杂志上的很多作品，让我感受到了那些崇高的品质：如虔诚、博爱和豁达。

　　这些作品正在为中国文学注入着新的活力、新的品质、新的生长点。我相信这股新鲜的力量，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去取得更高的辉煌。

　　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大、不够好、不够高；

　　来路漫漫，天路遥遥，我们仍需努力。

　　这些是我真实的感悟，也许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预祝《民族文学》改稿班圆满成功；

　　也祝中国各民族文学，像草原上的萨日朗花，蓬蓬勃勃，红红火火，大放异彩。

　　谢谢大家。

　　201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