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努力成为有诗意的人(2)

　　我一直觉得，诗歌创作是诗人个人的事情，诗坛的过分热闹不一定是好事，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试图通过它谋取诗以外的收获。当下诗坛的寂寞是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密切相关的。这个社会不太关注精神，关注诗歌的人自然也就少了。我的感觉，现在的诗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比上世纪80年代差——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读者却寥寥无几。这不是诗歌的错，而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导致生活其中的人也跟着出了什么问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不担心诗歌会消失。我相信，一定有一批人会在表现自我体验的同时，通过诗的方式将中国文化的传统积淀、延续下去。而研究诗，既要总结诗歌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也是为新诗艺术的发展保存精神的火种。我倒不觉得研究诗的人多了，对于中国这个诗民族，只要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正常的，再增加一倍的研究者也不为多。诗歌中蕴含着太多的文化、艺术基因，即使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人写诗了，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100年。

　　记者：我也是一个作者，但我越来越不敢在人前说自己是诗人或作家，相反地对文学越来越感到敬畏，而对“文人”的社会属性的理解越来越离谱，以及对“文坛”这种机构越来越感到可有可无。这似乎是大多数青年作者的一种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蒋登科：我说了，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个人的事情。诗人、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和表现自己所感受的一切，而不顾别人的看法。但是，很多写作者还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社会的关注度，也就是比较在乎文学之外的东西。其实，真正的文学来自寂寞，来自默默的探索，甚至来自生命的奉献，有些作家甚至在生前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点滴荣耀。你所看到的现象，不是文学的本真，有责任的作家、诗人应该敢于超越这一切。否则，中国文学何来真正的传承者？

　　记者：文学评论除了对专业的方法论的解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人性的剖析，作为一位有心理学学历背景的文学评论家，是否更具有独到的方式和体会？

　　蒋登科：其实，我有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茫然。文学评论本身是个心灵性的活儿，包括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对社会、文化、人性进行关注和批评，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像是技术性的活儿了，谁玩得新，谁说得玄乎，就越容易引起注意，甚至引导某种方向。现在的很多文学批评离开了常识，离开了作品，离开了内化的体验，普通读者很少读，甚至一些作家也很少读。其价值何在呢？这是需要有识之士去分析评判的，也需要有人去校正。

　　谈文化

　　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缺乏自信

　　记者：各种文化的历史发展变化可谓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的传统却越来越被世界大同，文化人越来越像是在蹦床上表演的小丑，而充当“蹦床”的一些文化平台，往往成了其成为公知、商人、政客的跳板。对此，您怎么看？

　　蒋登科：对于一个民族，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但是，文化又是很复杂的，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现在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哪些是具有延续性的、独特的文化，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套在“文化”这个名称之下。这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文革”对文化进行的革命，虽然目标不同、手段有异，效果也相差甚远，但都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所伤害，使很多人不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甚至藐视它们的价值。又比如，有些专家也不一定能够对中国文化拥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还有一些人借着“文化”这块牌子，谋的是文化之外的名与利。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延续一个民族独特性的可能也只有作为民族标签的文化了，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头脑和有效的手段，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色也许就会逐渐被淡化了。

　　记者：丘吉尔曾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做个假设，在您看来，中国有这样的“莎士比亚”吗？为什么？

　　蒋登科：每个优秀的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英雄”，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这个民族留下了别的民族所不能取代的文化成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应该说很多，比如孔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王实甫、曹雪芹等等。这些人中，随便拿出几个都可以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的文化有些具有神秘性，中国的语言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难懂，因此在传播和影响上确实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令人担忧的是，不少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缺乏自信，一切以西方的东西马首是瞻。

　　记者：有位文化名人把当下的文化弊病归咎于网络，归咎于民众，认为是民粹文化严重损坏了理性文化。对此，您怎么看？

　　蒋登科：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自己也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个人以为，文化发生变化是必然的，我们现在不可能生活、思想在2000年前，这就是发展变化。网络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网络使文化交流的速度和自由度提升了很多，使我们的生活便捷了许多。网络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个人觉得，真正的文化是大众创造的，中国的《诗经》就是口述文学的鼻祖，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和对普通人的关注有关。任何事情，不能首先归罪于民众，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讲究忠孝的国家，即使出问题，很多时候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不相信和尊重民众，肯定不是一个文化学者的正确心态。

　　谈生活

　　因兴趣不同更有方向和重心

　　记者：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在点击网页中度过的，一切热情和期待都寄托在了点击率上。在这个“点击率时代”，您玩新媒体、自媒体吗？有什么特殊感受和期待？

　　蒋登科：我也玩啊，我有博客、微博、微信。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方式，为什么不利用它们呢？但是，我们这代人，因为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不会把生活寄托在某一个单一的尤其是流行的方面。我的这些新媒体、自媒体只是发表自己对文学、现实、人生的一些感受，没有考虑过要从中获得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只是一种便捷的交流工具而已。

　　记者：在生活上，诗人与普通人有哪些异同？

　　蒋登科：我写诗不多，算不上真正的诗人，但我接触的诗人很多，对他们也有一些了解。在本质上，诗人也是人，只是比普通人更敏感一些。不同的诗人其实有不同的个性，有的豪放张扬，有的含蓄内敛。不过，总体说，诗人都追求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有时会体现在言行上，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有的人可能就给人放浪不羁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显得不合群。但是，如果了解了他们，这种言行上的自由不羁，其实是很可爱的，他们不遮掩自己，更不把“刀子”隐藏起来。

　　记者：写诗读诗评诗，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有诗意吗？

　　蒋登科：我所理解的生活的诗意，就是生活充满新鲜感，对人生充满期待和梦想。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是具有诗意的。我会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付出，会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屑一顾，会为家人、朋友、学生的点滴收获而惊喜，甚至会为一棵蔬菜、水果的形状端详半天……因为有着与别人有所不同的兴趣，这使我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方向，也有着自己的重心，那些郁闷的、不顺心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不是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而是它们很快就会在我的感觉中消失，被其他感受所代替。当然，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当我们面对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的时候，与大多数人其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