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努力成为有诗意的人

　　“是不是我不看书，就犯法了？就要被关起来？”“阅读立法是好事情，应该支持。”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来消息，全民阅读立法已被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将在年底形成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细则未出，网上就沸腾了起来。

　　读书何时沦落到需要“被迫”的地步？中国人再次被久违的阅读习惯绷紧了神经。

　　其实近年来，各地政府或文化部门都为迫切找回“文化的根”做了不少工作，如此起彼伏的“阅读月”、堂而皇之地打造“书香城市”、名不副实的“魅力阅读”活动等等，花样百出，举不胜举。动静搞得都挺大。然而，往往沦落成只是相关地方或部门的形象宣传和政绩考核，把促成和参与的人活生生地“教育”了一把。

　　当然，卓有成效的也是有的，只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堪的阅读现状的确需要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推杆进洞”。

　　2012年，重庆媒体就在这座充满“老味道”的城市发起了一场慢阅读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登科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尽管活动取得了一些难得的意义，但重庆的“老味道”并不足以挺起这座城市的文化脊梁，要改变积重难返的阅读格局，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尤其是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培养人们的自觉阅读意识。

　　蒋登科在他的QQ签名上写道：“不一定要成为诗人，但要努力成为有诗意的人！”记者无论与之谈阅读、谈写作、谈文化，还是谈生活，给人的感觉都是诗意盎然的。也许在如今这场关系到民族活力和希望、已然上升到立法层面的“全民阅读”面前，他的感受、思想和举措都会给读者或作者一些不小的启发。

　　蒋登科，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作家协会理论创委会主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兼事散文及散文诗创作，出版有理论评论著作及散文诗集、散文集等10余种，主编诗丛、诗论著作多部，发表论文300多万字。现居重庆。

　　谈阅读

　　创作阅读氛围得靠读者自觉

　　记者：重庆市是一座弥漫着“老味道”的城市，去年媒体在重庆发起了一个慢阅读运动。战时重庆曾是中国文化重镇，在一定程度上讲，此举就有点“文艺复兴”的诉求。您觉得这样的活动有意义吗？您印象中的重庆书香几何？

　　蒋登科：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老味道”都只是一种念想了，重庆也是一样。说它弥漫着“老味道”已经不够准确了，虽然我希望它是这样。对于重庆的文化，我没有进行过深度研究，但我知道在近代之前，重庆的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近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文化的变化很大。因为近代重庆的商业、运输、制造业比较发达，又是人们进出四川的门户，所以有人把这里的文化称为“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是流水的文化、缺乏根据的文化、容易变化的文化，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巴渝文化的人好像并没有提炼出非常特别的内涵。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文化确实比较发达，但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些文化大多不是原生的，而是外来的。虽然给重庆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持续时间毕竟不长，而且是在战争时期，当这些文化人离开之后，重庆又得重新开始自己的文化探索。

　　去年，一些重庆文化人倡导慢阅读运动，我也参加了。我们当时并不存在“文艺复兴”的想法，也不仅仅是就重庆的情况而言的，而是觉得，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心态比较浮躁，阅读的兴趣和时间都存在问题，即使阅读，很多人也和读图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主要采取浏览式的快速阅读，或者只关注片段式的信息，而对于厚重的书籍却很少有人能够静下来细细品读，更难以将书中的文化营养和自身发展、完善结合起来，这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人的发展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为此，我们倡导慢阅读运动，呼吁人们放弃浮躁心态，慢慢品味那些历史的、当下的优秀文化文学著作，以愉悦身心，完善自我，领悟文化精髓，传承文化要义。

　　在当下的多元化语境之下，任何一种倡导都不可能是强制性的，接受者数量也可能很有限，但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至少可以营造一种氛围，引导一些真正喜欢阅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自己的阅读方向。最近这些年，重庆市有关部门都在倡导群众性阅读，推荐优秀书目，举办读书月活动，评选“十佳读书人”、“书香家庭”等，力图营造全民性的阅读氛围，应该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当然，真正的阅读氛围的营造得靠阅读者的自觉，尤其是要尽可能摆脱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目标。我对此充满期待，也充满自信。

　　记者：此前有媒体调查评出“十大死活读不下去书”，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四大名著”全部中枪，而剩余的也全是世界名著，对此，您认可吗，您怎么看？

　　蒋登科：这其实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微博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公布之后，舆论哗然。对这个结果，我个人是不太认可的。但其中的原因值得推敲，比如说《红楼梦》诗词太多，妨碍了对故事的理解；《百年孤独》里的外国人名太长，《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篇幅太长等等。有些可以理解，有些则比较滑稽。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比如古代汉语与现代理解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等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参与调查的读者中，这些书的阅读率、关注度肯定是比较高的，否则人们也无法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经过较长时间淘洗之后而存留下来的，无论是在思想、文化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更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延续。这样的作品，不会因为少数人指责、忽略，就失去其光泽和价值。

　　记者：后来，有一名印度工程师感慨：“一个本有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现在的国民却难以安坐下来读一本书。”而事实几近如此。这不啻是中国的一大悲哀，阅读上升到民族性了。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蒋登科：经典性的图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延续，其中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人文血脉，这些图书的阅读者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甚至创新者。现在的中国处于转型时期，物质、经济、技术等实用的东西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这当然是对的，但由此引发的浮躁心态使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关注非常少，最终可能会造就一大批没有“文化”的专家、名流，而这个民族的传统、精神、道德等将离我们远去。一个失去传统、缺乏精神和道德的民族是可怕的，其前途堪忧。当然，阅读对象不止是少数的经典图书，报纸、期刊和其他书籍也或多或少地传达着人类文化的营养、民族精神的基因。不读书，人就会浅薄，也可能会茫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阅读缺失的担忧不无道理。很多人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积重难返，要改变这样的格局，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尤其是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培养人们的自觉阅读意识。

　　谈写作

　　真正意义的文学来自于寂寞

　　记者：西南大学自新时期以来就以诗歌研究而闻名，2001年9月，还成立了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为转型期的文学作了不少贡献，但此类中心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很少。甚至有的大学连一个诗社的踪影都难以寻觅。这是现代诗不比以前“风光”的一个缩影，甚至给人的感觉是“读诗的比写诗的少，研究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尴尬局面。

　　蒋登科：事实上，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在1986年就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坚持到现在。研究所从最初的3人，到现在的15人，队伍扩大了不少。研究所培养了数百位主要研究诗歌的博士、硕士，他们不少人已经成为新诗研究的中坚力量。据我所知，全国类似的研究机构还是有几家，但大多数都不是以研究新诗为主，有的只是挂了个牌子，既不是独立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