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曼莉：创作与读者

青年作家崔曼莉在青创会交流发言

　　有一次一个编辑约我，说，你给我写一篇五千字的创作谈吧。我吓坏了，我说我给你一篇五万字的小说吧，别让我谈创作。真的，我觉得我很像一个“中国厨师”，做菜靠的是感觉，你问我放了几克盐、几克糖，我就傻掉了。

　　今天，我想谈一谈创作与读者的关系，不是讲文学理论，就是谈一些个人的切身感受，谈我对创作的点滴理解。

　　2008年4月，《浮沉》第一部出版，获得了很高的销量。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有时候大家会觉得畅销的小说，不是文学作品，尤其是《浮沉》，因为先在网络论坛发表的，于是被称为网络文学。这让从2002年就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我，很不能适应。因为我在创作《浮沉》时候，态度和《琉璃时代》等其他文学作品是一样的。我自己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浮沉》却因为读者的不断热评，销量的不断上升，不少人对它的文学性产生了质疑，还有人说，我就是为了钱去写畅销书。我听了以后很难受，本来《浮沉》计划好了写三部曲，因为这些压力我一度产生过停止创作第二部的念头。

　　但是有一天，一件小事让我发生了变化。《浮沉》有很多读者群，他们私下联系很密切。2008年夏天，上海、广东和北京三个读者群的“群主”聚会，来了6个人，约上我，到后海吃饭、划船。在船上，有一个人说，现在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不怕录相，二不怕录音，可以敞开心扉，和曼莉说说话。我听了以后有点晕，什么意思？但他们已经讲开了。有一个人说，他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在北京漂了一年，和女朋友也分手了，回到老家非常沮丧，后来无意中在网上读到《浮沉》，很受鼓舞，再次来到北京，花2个月时间通过了各种面试，找到了工作，并决定把女朋友再追回来。还有一个人说，他在欧洲定居了11年，和太太关系不好，每天如行尸走肉，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偶然读到《浮沉》，决定回国创业，太太不同意，但他执意回来，和太太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回到北京，并找到了一家大外企，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说着说着，他们每个人都开始哭，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默默抽泣。我吓坏了。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6个成年人，还有4个是大男人，对我敞开心扉说话，对我流下眼泪。我非常震惊。从开始创作的第一天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读者是什么，是具体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我的文学理念中，读者是超越时代的，超越不同文化或文明的。他很遥远又很亲切，很模糊又很清晰，他应该是我的一个知己，通过我的作品，我们产生了心灵的共鸣。真是仅仅能因为一部小说，能因为我的小说，可以让这些具体的人，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和梦想吗？

　　这件事发生后，我就想，一个作家对于同时代的读者，这些具体的人们，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以前我认为，文学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有些会在当代引起人们的共鸣，有些会在未来触动人们的心灵。读者的多少从不决定它的质量。作家不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更不应该去企图控制这个问题。这就好比女人生孩子，只能孕育他、培养他，不能代替他去生活：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谈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如果是这样，不仅背离了文学，某种意义上说，也背离了读者。

　　这么说，可能过于正统了。但我这个人，从小就受的很正统的教育，不仅正统，而且刻板。我的外祖父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书法家，所以从4岁开始直到我上了大学，他不允许我一天离开毛笔。我的童年、少年生活和同龄人相比，是相当单调又可怕的。从四岁到十八岁，整整十四年，无论我生不生病，功课重不重，明天是不是要参加高考，我都必须完成书法练习。所以等到我高考结束后，父母亲对我说，现在你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说真的吗，他们说真的，从今天开始，你自己的事情你说了算。我说太好了，我再也不要写毛笔字了。直到我2002年主动选择文学创作时，主动开始在每一天写下文字的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真心所爱，并且在这当中能得到乐趣，那么我就应当像小时候的书法练习那样：专心致志，而且别无所求。而这种专心带来的自然流露，恰恰才是艺术作品的动人之处。任何艺术创作，除了身体力行之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2004年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琉璃时代》，那时我还在上班，因为项目紧张，我们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六个小时。有时早上八点到公司，夜里三四点才能回家，到家以后鞋都顾不上脱，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不要说写作，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在远一点的餐厅为同事们包了晚餐。这样他们每天晚上去吃饭，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我就正好有了一个小时的空档，可以阅读和写作。他们吃完饭回来给我带盒盒饭，我吃点东西大家就可以加班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件这么辛苦又完全不知道结果的事。我也很难解释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能给我快乐。可以说，选择写作以后，我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湖上那些读者的眼泪，或者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眼泪，让我开始去思考。正因为需要没有经济压力的去写作，我不得不到处去打工，所以无形中我被推到了现实生活的第一线，在这里有很多活生生的观察和体会，当我把这些经过我的采访和对其他专业知识的阅读，进一步提炼、扩大，虚构成为小说时，它就引发了大量读者的共鸣。所以，我依然可以认为，写作是我自己的事，我不必考虑读者，读者也不需要我的考虑。但是，怎么样去精确深刻地提炼时代特质，扩大读者对时代的认知，以及引发他们对当下和人生的思索，才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读者负有的一种文学责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越来越全球化、专业化、碎片化。过去一个县官上任，要走几个月的时间，倒霉的官员甚至会来不及上任就客死他乡了。等一封情书，要等几个月甚至一年。鸿雁飞呀飞，不见情郎归啊。可是现在，从中国飞到美国、欧洲，只需十几个小时。至于情书，更简单了，邮件、短信、微信，视频聊天，一秒钟听到你的声音、看见你的模样。但是，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感情需要和过去人们的感情需要有了不同？一年的看不见听不见，可一秒钟的看见听见，是否就能保持或改变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忠诚与爱。从西方世界完全不知东方世界，到半天时间从北京飞到纽约，是否可以让西方真的明白了东方？理解了中国？沟通依然困难，困惑依旧如故。在人类世界中，经典的疑问从来不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会产生许多新的经验，这也就给文学家们足够的丰富的舞台，来创作属于每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又能给其他时代的人们以启发与借鉴。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工使人们的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过去说，隔行如隔山，现在很可能大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因为专业不同，工作需要不同，面对面相坐，中间隔一块办公桌的隔板，就如同隔山一样。随着这种专业化的进程，生活节奏就会越来越快，但是生活内容相反的，呈现出一种相似的碎片式的重复：两点一线、上班下班。等地铁、上地铁、地铁上、下地铁，单位、老板、同事。男女朋友，吃一顿好的、看一场电影、出去玩一趟。隔行如隔山的人们，过着相似的生活，不仅相似，而且相似的十分具体。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巢，而我们变成了蜂巢里一只一只小小的工蜂。同时，工蜂们和蜂巢的距离，也从以往的难知一二，变成了亲密无间。打开互联网，一秒钟尽知天下事，可以评论、可以痛骂，但其实有时候也完全不相关。可以说，在这样的转型期，恰恰最需要文学作品去总结提炼，提供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样板，引发人们的思考，来对我们今天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模式加以探索与修订。任何时代与个人，如果有一个好的自我认识，就能拥有好的自我建设。文学作品则是这个认识最好的一面镜子。可以说，作家们对时代经验的提炼与表达，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责任。

　　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一部好小说时，我觉得作家大约是除了上帝之外，唯一的人类旁观者，他们以独特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人们通过阅读建立起文学生活，并对现实生活中产生反思与探索。作为青年作家，我希望能与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读者们多交流、多沟通，借此深入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人性恒古不变的定律里产生的具体的新变化，由此扩大一个作家自身的局限性，增加包容性与理解力，创作出更具丰富与多样的作品。

　　崔曼莉，女，1975年生，北京代表团代表，小说家。自由撰稿人。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最爱》、《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