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文体写作与老舍戏剧的独特性(8)

　　很多学者都把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结构与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日出》混为一谈，认为都是横剖面式结构或称之为“人像展览式”结构[84](霍洛道夫在《戏剧结构》中提出两种戏剧结构：锁闭式和开放式。顾仲蠡在《戏剧编剧理论与技巧》中又加了一种，即人像展览式结构或横剖面式结构)。现在的中学教学参考书也采用这一权威说法。但我认为，《龙须沟》及以后的《茶馆》除了具有横剖面式特征以外，还有明显的线式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日出》、《上海屋檐下》中却不明显。《日出》和《上海屋檐下》只选取一个生活剖面来写，在这一剖面上时间进展是很快的，《日出》剧情发展的前后时间在一个星期之内，《上海屋檐下》的时间则更为集中，它的三幕戏写的是一天的生活：从上午八时至夜晚。而《龙须沟》的时间拉得很长，从解放前写到解放后，这是因为《龙须沟》不只写了一个剖面，而是三个剖面：解放前一个剖面、解放初修沟一个剖面、解放后沟修完成一个剖面，三个剖面之间有一定长度的时间间隔，作者用主题与人物的一致把这三个剖面贯穿起来。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

　　所以说《龙须沟》或《茶馆》是横剖面式结构(或人像展览式)是不准确的，没有把它与《日出》《上海屋檐下》的结构区分开来，应是面式和线式的结合。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每一剖面即是一部戏，三幕戏即相当于三部横剖面式戏的组合。这就便于我们理解老舍戏剧独特的“第一幕”现象，即学术界对老舍《龙须沟》和《茶馆》的第一幕比较称道，曹禺称赞《茶馆》的第一幕是“古今中外戏剧中罕见的第一幕”[85]，焦菊隐也对老舍的第一幕倍加推崇。实际上老舍的第一幕即是一部戏，其特点是：上手较快，情节发展迅速，冲突迭起，尤其是第一幕就有高潮。而传统多幕剧的第一幕则主要是交待剧情，说明人物关系，设置悬念，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奠定基础，戏剧冲突的高潮和精彩之处应当在后几幕才出现。当然，三部横剖面式戏的组合需要剧作者有较强的概括能力和组织能力，尤其是需要有独幕剧创作的深厚功底，没有大手笔是做不到的。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龙须沟》的文体突破，这种突破与修沟这样棘手的题材所提供的契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坚持不摹仿别人，把小说的长处带到戏剧中来有关。可以说，在《龙须沟》中小说与戏剧两种不同的文体有了创造性的融合与沟通，一种可以称之为“小说体戏剧”的雏形已经诞生。《龙须沟》的缺陷在于：受政治影响，为了给北京市政府歌功颂德，结构上仍有对比痕迹，前后两个主题，两种性质的矛盾冲突，到了戏的第三幕，人物已不再行动，只是一味地感谢，最后在“毛主席万岁”声中结束。同时，三个剖面的选择也有问题，尤其是后两幕没有区分开来，也不典型。但《龙须沟》文体突破和创造无疑为下一个驼峰即《茶馆》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两个驼峰之间还有一道明显的凹陷。

　　(二)、政治对文体创作的干扰

　　本来按照《龙须沟》这样的探索写下去，人们有理由相信，老舍必将很快地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老舍接下来写的几部剧作《一家代表》、《生日》、《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等剧作，不仅没能保住原先的水平，而且还出现了艺术滑坡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潮在作怪。建国初期的三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给文坛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它直接导致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片面理解，即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直接表现党的方针政策等，而在这股潮流中，老舍更是身先士卒、唯恐落后。可以说，政治对老舍的影响已达到了“身体化”的程度。[86]胡挈青在《老舍剧作选》后记中回忆他说：“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地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今天我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87]

　　政治对这一时期老舍戏剧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政策的图解和公式化的写作

　　党内强调民主政治，老舍有《一家代表》；政府大搞“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就有《春华秋实》；国家号召开展劳动竞赛，老舍写了《青年突击队》。骗子“李万铬”事件发生后，罗瑞卿希望把它搬上舞台，老舍立马写了《西望长安》，比《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1956年3月1日第二、三版)的详细报道还早两个月。同时，在具体写法上也出现写运动过程的公式化套路。《春华秋实》就写了“三反五反”怎么发动、怎么检举揭发、怎么打虎、怎么又斗争又团结的过程，最后是给运动作总结。《青年突击队》也写了劳动竞赛的过程。后来的《红大院》也是写“城市人民公社”成立的过程。

　　2.露骨的歌颂和理想化的描写

　　在《一家代表》中，程壮生就说：“妈，多看看毛主席！中国有多大，他的心有多大；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他就有什么新思想。”像这种感激赞叹在他的多部剧作中都出现。同时受“两结合”创作的影响，老舍建国以后的剧作开始有了理想化的描写，写光明和畅想。例如《红大院》中对“共产主义大楼”和“人造卫星”的遐想与议论。

　　3.不敢写冲突、写悲剧，也不敢讽刺

　　1950年代苏联文坛曾流行的“无冲突论”一度时期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坛。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敌我冲突，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质的，并不构成真正的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可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得到圆满的解决，先进力量即使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失败和痛苦，但最后终究会得到胜利。因此，就很难用悲剧样式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无冲突论”和“社会主义无悲剧论”也直接影响着老舍的创作，在他那些写运动过程的公式化的剧作中，无冲突的影响是明显的，为了增加紧张性，只好在戏剧最后人为设计敌我矛盾，而建国后老舍没有写一个悲剧也是事实。同时政治的魔掌使以幽默见长的他也不敢讽刺，这在《西望长安》这部讽刺剧中非常明显，本来讽刺的对象应该是官僚干部，而不是李万铭，这才有警醒作用，但老舍却不敢讽刺党的干部，这就有了讽刺的错位和讽刺力度的不足[88]。

　　(三)、《茶馆》——成功的“小说体戏剧”

　　1957年《茶馆》的成功问世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它是必然的。说它是偶然的，是因为《茶馆》的前身是《人民代表》，也是配合政策宣传的戏，要不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的提醒和建议，也许就不会有《茶馆》的诞生(具体分析放在以后讲)。

　　说《茶馆》的成功是必然的，则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立足点

　　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要他专以《人民代表》的第一幕茶馆为背景和内容写，也就是让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他自己就曾说过：“从我解放后写的那些剧本来看，旧人写的好一些，新人就不那么好。原因是我和工农兵接触的不多，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不了解。这样，写起来就非常困难。”[89]而《茶馆》是写他所熟悉的旧社会的人和事，这就使他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立足点[90]。董健在《关于十七年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中说：“作家和某项科学的研究者不同，他首先是对‘全社会’进行观察和体验。但是，对生活材料的占有和选择，对社会人生观察、描写的角度，各个作家互不相同，他们历史地形成了各自特有的优势。只有避其所短，发扬优势，才会成为有独创性的作家，这就是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立足点’。”[91]可见找好自己艺术立足点对一个作家创作来说至关重要，老舍自己就深有感触地说：“最近我写完了一部新剧《茶馆》，刊登在新的双月刊《收获》上。”“我在描写他们时恢复了我的‘个人风格’，而且写起来轻车熟路。这又一次向我表明，充分理解素材有多么重要。我写起过去仍比写现在更得心应手。”[92]

　　2.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主体精神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