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心碎倾城：拆城楼 像挖去我一块肉(2)

　　第二天，梁思成很早就起了床，他对林徽因说，老金有哲学家的头脑，自己不如他，林徽因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他愿意祝他们永远幸福。话一出口，梁思成就哭了，林徽因也哭了。她把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深受感动，说：“看来思成是很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愿意退出。”从此三人毫无戒蒂，终身为友，梁林偶尔吵架，总是金岳霖出来调停。他与梁家做了一辈子邻居，终身未娶，直到八十多岁去世仍孑然一身，堪称痴恋传奇。

　　世人只知梁林婚姻天作之合，却不知梁思成的辛苦经营。林徽因个性鲜明，心直口快，两人婚前在美国留学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合，好在梁思成的性格刚好与她互补，能以充分的耐心包容她。据说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二三十分钟。才貌双全、活泼开朗的林徽因，是学者文人众星捧月的对象，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4号院的家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所在地，号称“太太客厅”，那里曾云集了一批中国知识文化界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胡适、沈从文、 箫乾等经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谈天下事。梁思成也很善言谈，但他“更知道应该什么时候闭口”，当他的爱妻坐在满室鸿儒中高谈阔论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她。

　　两人一起在野外考察的岁月里，林徽因有时会为路途艰辛而烦躁，据同行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林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而梁思成一路上永远是乐天幽默的，不管多疲惫多艰难，一到饭桌上，“这个平时沉静的男子妙语连珠，一顿饭吃下来总是让大家欢声笑语不断。”

　　梁思成宽和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深沉的爱，成就了他和林徽因这段美满姻缘的佳话。

　　梁思成心碎倾城：拆城楼 像挖去我一块肉

　　抗战流亡岁月中写出《中国建筑史》

　　1937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两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一天，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注意他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第二天，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东西不管贵重与否都来不及处理，只好扔下，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他们在湖南、云南、四川几经迁徒。在长沙，他们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所幸那天全家外出，躲过一难。梁从诫回忆，童年仅有的记忆是跟母亲在炸毁的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父亲给他做的积木。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的龙头村，梁思成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可惜他们只住了半年就因战火逼近而搬离。1940年冬他们与中国营造社迁往四川李庄，这是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不通电，不通车，全镇没有一家医院。林徽因此前已经得了肺结核，一到李庄就发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他还学习蒸馒头、煮饭、腌咸菜、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没钱可用时，梁思成就到宜宾去当卖衣物，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他提着草鱼回来，对病中的林徽因开玩笑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女儿梁再冰回忆，尽管贫病交加，父母并不悲观，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梁从诫回忆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当时梁思成的脊椎病已经非常严重，画图时要在桌上放一个小花瓶支撑着下颌，以减轻脊椎压力。晚上根本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另外两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梁林夫妇与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是非常好的朋友，费氏夫妇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给取的。他们几次写信劝梁思成去美国，那里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优厚的工作报酬。梁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他；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李庄，幼年的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这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

　　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北平，梁思成夫妇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底，第二次赴美讲学、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他们认为国共逐鹿中原，而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解放军登门请教如何保护北平古建，打动梁思成夫妇

　　抗战时期梁思成选择留在后方，1949年，他选择留在北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一方面，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他说过，别人的宝贝在家里，我的宝贝在全国各地。他当然要留在大陆，尤其是要守在古建筑宝库北平。另一方面，1948年的一次经历深深打动了梁思成，使他对共产党抱有极大好感。

　　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解放军代表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方，并表示：“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不能小看这一次到访给梁思成带来的震撼。十几年来，他每发现一座有价值的古建，就会向当地政府提出书面报告希望给予保护，都石沉大海，如今共产党的军队却自己找上门来，请教如何保护古建筑。这些经历和感受促使梁思成夫妇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其实，古建筑在他眼里，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把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看作是全人类的瑰宝。就在二战后期，他力劝美军不要轰炸日本的古城京都、奈良，从而保住了这两处历史文化名城。日本人将梁思成称作“日本古都的恩人”。

　　梁思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充满了向往。梁从诫回忆道：“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梁思成个人及整个北京城的遭遇，宣告他1949年的幻想彻底破灭。

　　梁陈方案被否，古都城墙不保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城市规划专家也在邀请之列，在城楼上提出应开始对北京城进行改造，周恩来也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

　　梁思成隐隐感到了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一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司其职：旧城保存为文化中心，浑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树立新中国形象；其南侧建商务中心，展现现代都市风采。

　　梁思成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