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官贪吏虐”令人发指

　　编者按：6月7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李文海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1岁。先生走得非常突然，去年他心脏病加重以后，有一段时间一度不能写作。6月4日，李文海先生最终为清史研究校订完成了《〈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一文。谁知3天之后传来噩耗，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斯人虽逝，壮文犹在。本刊决定刊发先生的绝笔，作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蒲松龄自己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他通过谈狐说鬼，讲神论怪，宣泄和倾吐着自己对种种社会现实的满腔悲愤。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而着力最多的，还是“刺贪刺虐”，对官场黑暗无情地予以揭露。

　　“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指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一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

　　《成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细故同“黄吏部”发生纠纷，黄仗势串通邑宰，将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顿。周甚感不平，“欲往寻黄”。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劝之，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由这些人来统治，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可惜周生不听，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结果惹恼了邑宰，不仅把周生抓了起来，“搒掠酷惨”“绝其饮食”，还贿迫监狱中的“海寇”，“使捏周同党”，必欲置之死地。在严刑逼供之下，“周已诬服论辟”，最后全靠着“成生”多方营救，才得以“朦胧题免”。

　　在更多场合，蒲松龄常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悲愤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三生》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前生是缙绅之家，但“行多玷”，作恶颇多。死后始罚作马，继又罚作犬，最后则罚作蛇，后来“满限复为人”。借这个故事，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们如果作恶多端，难免变成犬马之类，而且特别指出，其实“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俦”在。这段略显隐晦的话，如果说得直白一点，无异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大家都知道，《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这样一位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隐秘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在这里，蒲松龄再一次把贪官污吏比作禽兽，明确提出“愿临民者，以驴为戒”，不要弄得连狐也“羞与为伍”。这可以说是对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俦”的呼应。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下边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这样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廷为了解决噶尔丹作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头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数量达数百之多。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刺，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怎样不择手段、泯灭人性，书中不乏描写。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为家庭矛盾，涉讼官府。“官贪暴，索望良奢”。他一面对臧姑严刑拷打，一面向二成大肆勒索。最后二成不得已将田产悉数卖掉，才结了这场官司。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描写了“湖南巡抚某公”，派人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饷银被盗，“荡然无存”。巡抚多方追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巡抚看到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马上设法补解。几日以后，惊吓而死了。

　　《聊斋志异》对贪官鞭挞的主要矛头所向，或者是“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级官员。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高官们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一旦身涉贪贿，其恶劣影响及社会危害就特别严重。而且上行下效，一个贪渎成性的高官，往往成为一群贪官的保护伞，必定会在破坏政治秩序和败坏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聊斋志异》在评事论理时，一般不大用不留余地的绝对化语言，但在谈到对“公役”的态度时，却讲了这样一番话：“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说“公役”无不可杀，自然有点过分，但在这种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反映了群众的满腔委屈和无比愤恨，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