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珍视生活的给予

李浩发言

　　多年之前，其实也没有很多年，我还对“体验生活”“深入生活”这类的词不以为然。我对《巴黎圣母院》不厌其烦的建筑介绍不以为然，对《尤利西斯》中都柏林每条街区的真实对应不以为然，对奥尔罕·帕慕克拿着录像机拍摄伊斯坦布尔的街景和生活不以为然。我承认，我属于那种书斋型的作家，也曾反复地提到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天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我觉得，我的或者我们的书斋生活同样是一种生活，生活不在别处，每日每夜，我都处在生活之中，从未曾有过脱离。不是一类生活值得深入而另一类生活就不值得深入。我反复强调，用略萨的话来强调，小说不是生活生出来的，而是用语言写出来的，从生活到语言需要作家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变动一一即使现在，我也认为这种多年之前的想法依然有它的道理，我不能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一一而我对“体验生活”“深入生活”的不以为然恰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否定上的。我还写过文章谈我的看法。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为我当年的狂妄傲慢而感觉羞愧。

　　意识到“深入生活”的重要，对我来说，是有个过程的。 (我说这样的话，不是出于什么修辞考虑，也不是什么欲扬先抑，它是在我身上的真实发生。)  

　　一是一些作家作品的教益。我还要先提这一点儿。给我这个启示最为强烈的，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它让我看到，生活中诸多原有的汁液、粉尘、气息让小说有了更大的艺术魅力而不是减损它，而那些原有的汁液、粉尘、气息又是那么丰富、多意和美妙，它融在作家的故事中，拓展了空间也增加了厚度。当然还有雷平阳书写云南的诗。是的，之前，像托尔斯泰、雨果、纳博科夫、辛格等人对生活的书写于我并没有那么强的启发，其一，我觉得描摹现实的理念是滞后性的，只会使小说变得臃长，不忍卒读；其二，出于摆脱影响焦虑的考虑。同时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电影、电视和摄影能做的，可做的，小说完全可以不做。描述生活已经成为时下小说创作的一个短处，你的逼真化处理永远赶不上影像的真实，索性我舍掉它，放弃它。在伟大的《铁皮鼓》中，我发现，如果试图展示某种的写作野心，如果试图充分展示人类的生存境遇和丰富，生活和生活中的细节是绕不开的，不容忽略的。如果我拿掉对生活的书写，这部展示和反映二战时但泽人生存境遇的大书就变得轻薄，简单。诗歌，一向距离内心的情感较近，距离日常的“故事”较远，但在雷平阳那里，我受到了刺激和启示。他用书写具体生活情境的方式书写人的境遇，让人陷入，回味一一它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即使过度阐释也不能耗尽的哲学。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意识到的作品的问题，我不可能申报深入生活的支持。

　　二是持续的写作让我感觉了不足。现在想起来，我的多种样式的写作，真正能让我自己感觉还算可以的文字其实和我童年、少年经验相关的那些，和生活有切近感的那些。而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说实话现在我也很不愿意如此承认，因为我醉心的、着力的是另外的作品，作为一向标榜为先锋的作家我更愿意自己建立一个和时下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一谈我意识到的不足。它出现在我写作自己的长篇《如归旅店》时。我发现，对于一部长篇来说，仅有虚构和故事是不够的，它支撑不起来，缺点什么，而且缺的不少。所以最初，我用了全部的力气写下的也只有三万多字，缺少生活细节它无法展开。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它，它如何得到扩充，丰富一一我想到了生活。事实上，当时我想到它时还是有着轻慢的，我想简单了解一下当时(我写的是民国初年)关于大车店的一些基本情况免得过于失真就行了，简单了解一下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一一然而等我真正找些老人坐下来谈的时候，突然让我见到了火花，让我听到了在我设计之外、想象之外的故事，我恍然，哦，原来还有这事儿，原来还有这样的结局！原来，可以这样发生，其实更应当这样发生！我是河北省海兴县人，我们建县历史很短，在采访了当地一些老人和史志办的同志之后我感觉还需要增加，必须增加，于是我经朋友邀请又去了泊头：它原是运河的口岸，建有中国最早的火柴厂，历史人文也相对丰厚。在采访中我还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朋友借我一本民国时的交河县志。那些天，我一直在激动着，我没想到我能有如此大的收益，在生活中，在他们简短、贫瘠的语言中。那部小长篇2010年出版，我把它的发生地放在了交河(泊头的一个镇，原来它是县，泊头是镇)。因为在交河我的采访更为充分，因为我对交河的生活似乎了解更多。可以说，这次的收益是巨大的，不只是小说的完成，更重要的，是我修正了自己的某些偏见，是让我更为重视来自于生活、他者的启示。这就有了后来对“深入生活”的申报，有了我写作《父亲简史》的可能。这一次，我的收获更大，34万字的小说终于在今年一月完成，我自信，这部表达我思考、追问、理解和梦想的书。自信源自我的思想积累，更源自于生活的给予。一年的时间里，我到处寻访，询问，找各类人去了解，同时又去认真观察，那些或新或旧的建筑，生长在平原的植物，河流和河流的流经……我努力让我的写作有根，有扎实和丰厚，同时又具备强烈的飞翔感。我想请允许我举例一个插曲。我写父亲简史，一部分是以真实的父亲为原型的，可我的父亲，总是拒绝谈自己和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于我更是难度。于是，我只得从各种的侧面去了解，去了解他。一次我回老家采访，一个邻居说到我爷爷捡钱的事儿，他用的，是赞赏的口气。这件事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听我母亲说过，所以当时没当一回事儿。而且他说的也极简单。结束之后回来的路上，陪我去的我的四叔发出感慨，他说，你爷爷瞎正直，一大包钱，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咱家穷得吃上顿没下顿，你奶奶因为这件事和他生了好几天气。中午吃饭，四叔又提及此事，我大娘家的大哥哥附合，咱爷爷也可能让人家骗了。也不好好地问问。要走他钱的那个人不一定是丢钱的人，咱爷爷站在路口一个个人问，要我我也说是我丢的。当时我还没有在意，回来后越来此事越有意味。我发现了另外的角度，在我爷爷和我母亲的角度之外，这件事，还有四叔的角度，大哥哥的角度。在他们的角度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延展。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心理内含，有丰富的潜台词。之前我没有想过我四叔和我大哥哥会那么想，而他们说出，我又觉得非常具有合理性一一也就是，对一件事的发生，即使一家人也存在诸多的想法，这些想法很可能是相悖的，却又都是合理的。在写作《父亲简史》的过程中，这段内容我始终插不进去，它不在我想要表达的主线之内，而旁逸的故事太多势必打乱故事结构。可我又舍不得它。于是，我用它完成了一篇短篇，名字叫《爷爷的债务》。感谢我爷爷，感谢让我重新了解和深入的生活，它先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和蒲松龄文学奖。

　　文学，在本质上是让我们理解生活、了解他者和世界的，即使我们建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彼岸世界它的原材料也多数来自于此岸此时的生活发现。生活，丰富多样的生活可以让我们的写作变得更为丰厚，多样，且有亲近感亲历感，这种带入是文学需要做到的。从生活中寻找，从生活中发现，有时也会纠正我们的某些片面，想当然，这点儿我的体会尤深，前面已有例证。而且，生活有自身的复杂，深度，歧意感，捕捉和记下生活的某些细节、发生，也会使我们的作品获得意外的丰厚，像巴别尔在《骑兵军》中所做的那样，像蒂姆·奥布莱恩在《士兵的重负》中所做的那样。之前，我承认我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陈词很是偏见，现在，我想它已经获得了纠正，这种纠正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在纠正中确实地获得了补益。

　　关于胡冬林先生《狐狸的微笑》：首先我要表达对胡冬林先生的敬意。《狐狸的微笑》中诸多篇章我在《作家》初发时已读到过，很是喜欢，并先后向多人推荐。

　　我感觉，《狐狸的微笑》是一本让你急切想读完却又害怕读完的书，它有让把的读者在其中沉浸的力量。它有强烈的带入感，有光粘在树枝上所散发的木质之香。

　　我感觉，《狐狸的微笑》文字质朴平和，不警不乍，却有着相当丰富的毛细血管，你能感觉其中血液的调动。胡冬林先生给自己的文字注入了丰沛的血液和温情，让你在对待这些文字时必须也必然小心翼翼。任何的倦惫懈怡都有可能碰破文字其中的毛细，让它流出血来。

　　当然，它还是一部动人的书，有打动力量的书，这份力量贮藏在每一篇文字中，每一个故事中，每一个遭遇中。在这里点，我想与会的专家老师会比我读得更好。所以我就少说两句。

　　作为一个具有野心的作家，我一直努力，试图用全部身心和才能为文字的生态多样“增添新物种”，我承认自己做得并不好。和目标当然相距甚远。然而在我看来，胡冬林先生的写作在文学中，至少是在我们的文学中是一个“新物种”，他那样独特，个人，难以模仿，至少是对珍惜物种给予关心和保护，这也是文学生态中极为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