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在集体经验中发现自己的东西

王松发言

　　先说一点关于冬林的感受。昨天下飞机走在路上，冬林坐在我旁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路边这片森林，我一看见就想进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前年，庐山国际写作营，几位中国作家和来自国外的作家最后有一个交流环节。当时一个瑞典女作家，是一个老太太，提了一个不太友好的问题。她说她家后面是一片森林，有两位中国的艺术家到她家做客，她带着这两位艺术家到后面森林里走一走，这两位艺术家只走了十几米就不敢再走了。她说，是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都有恐惧大自然的天性。我想，我们的冬林就非常生动而且精彩地回答了这个瑞典老太太的问题。昨天从胡冬林深入生活的这片原始森林里回来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他走在我的前面。我看见他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甚至在森林里走的有些踉跄。我想，昨天是大家一起走，说说笑笑，而平时就是他一个人，十年，就是这样一个人走。这是需要勇气的。我对他充满敬意。

　　再说我自己的创作。我是很幸运的。不久前德全主任跟我回忆了一下，我是05年开始参加中国作协深入生活的活动。这些年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为我提供了很多机会。我知道要开这个会时还在云南，和高伟处长一起参加中国作家走边关的活动，他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深入生活的感受和在这方面的思考。接着德全主任给我发来短信，让我认真准备一下在会上的发言。我认真梳理了一下，想就这些年来深入生活的一些思考，简单从四个方面谈一下感受：

　　第一，这几年参加的活动，比如重走长征路，走进红色岁月，再比如去年的中国作家走边关，走内蒙东线和西线，然后是参加公安部的清网行动，都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话语都是集体话语，我们所听到的经验，都是集体经验。应该说，这对一个小说人来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如何在面对集体话语，集体经验时寻找到属于个性的东西。这一方面需要思考，另一个方面也要寻找。比如这次走边关，在走云南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边防军人都在讲英雄主义的问题，都在说怎样立功，贩毒分子如何如何。但是我在和一个侦查员聊天时，也听到了另外一种感受。这个侦察员和他的师父抓到一个贩毒分子，是人体藏毒，在他身体里带了100多克海洛因，到他家里抓他时，他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他女儿8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用每只安全套装8克毒品，在身体里吞了十几只，安全套随时会破裂，他随时都会死，而冒这样一次生命危险，只拿到8000块钱。他花了5000块给女儿买药，另外3000块钱把倒了一半的房子修了一下。抓他的时候，他带着手铐，妻子给他穿上袜子，把他送出门。这个侦查员对我说，他这时知道，把这个人抓走以后，这个家就垮了。他妻子什么也做不了，女儿8岁心脏病，手术费要20几万元。这8000元他肯定是无法再退还出来。这个侦查员说，他和他的师父，还有侦查队的侦察员们，谁经过他家都会放一点钱。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认为作为一个小说人，毕竟和报告文学作家不一样，当我们深入生活的时候，面对的是集体话语，一开座谈会都是桌面上的话，经验也是集体经验，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如何从这中间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小说人应该注重细节。写小说毕竟和报告文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去年参加公安部清网行动的时候，遇到一个案子。一个杀人犯十年前杀了人，后来抓到他的时候他已因为别的事在监狱羁押。他没有交代这件事，警方也已经找不到证据。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题材就是这次深入生活得来的，叫《流淌在刀尖的月光》，其中涉及到这个细节。我打电话给办案的侦查员问最后怎样找到的证据。他告诉我一个我绝对想不到的细节。当时凶手肢解尸体的时候，由于握刀握得很紧，他的人体组织就留在了刀柄的缝隙里。当时这把刀的证据还在，果然在刀柄的金属缝隙里找到了十年前凶犯的人体组织，这是决定性的证据。对于小说，真正打动人，真正能支撑住作品的是细节的力量。在深入生活时，我往往寻找这种细节。比如这次去云南，我更关注的是一个长方形的黄纸包，一包里是多少克毒品，一克毒品卖多少钱。一包一般是350克，毒贩通常说一个，一个是一对，也就是700克。700克卖多少钱，在中缅边境卖多少钱，到腾冲卖多少钱，到昆明卖多少钱，然后再到北京、天津多少钱。再比如冰毒一粒在中缅边境卖多少钱，一路走来升值到什么程度。这次去云南走边关，遇到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细节和故事，对细节的把握和了解对写小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深入生活的时候，我和冬林有同感。冬林昨天吃饭的时候跟我讲他怎样接触猎人，猎人打熊的时候，有过程，有故事，但他不说。他不是不说，是说不出来，要怎样引导他把这个话说出来。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这次在云南的时候我采访侦查员，就是刚才讲到抓到八千块钱贩毒分子的那个人，他给我讲他师傅的事。他的师傅在缅甸那边的毒窝里是挂了号的，有人花三百万买他的人头。他师傅立了很多次一等功、二等功，是个功臣，抓的毒枭很多。他有很多跟他师傅在一起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总处在紧张的精神状态中，每天在中缅边境，缅甸那边的毒枭总是派人过来，想把他弄死，每天又要破案，所以晚上就要喝酒，放松一下。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喝了酒开车。咱们公安系统有五条禁令，如果酒后驾车是绝对不姑息的，必须转业。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他每天身上要带一把手枪，汽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一只微型冲锋枪，因为他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家人。他想，我马上要转业了，今后怎么办，我没有枪了，保护不了自己，也保护不了家人了。于是就在山上自杀了。这样一个功臣，用绳子拴上一块石头，套在自己脖子上，躺到悬崖上，把绳子往下一扔，把自己勒死了。因为这个侦查员给我讲了很多他和他师傅在一起的事。他讲到这时，我就流泪了。他是一直在流泪。我觉得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怎样和自己的采访对象接触，怎样能打开他情感的闸门，怎样让他脱离开集体话语，真正讲一些不是集体经验，是个体经验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当年走进红色岁月，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红》，那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把当年红军的后代拉出来，到街上和他们一起喝当地的酒酿，然后听他们讲述家里当年的故事。

　　最后一点，我在这几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的交叉点，我想把自己的思考放在这个交叉点上。因为我以往创作的小说很多是知青题材，还有对文革的反思。在这几年我突然接触了大量的现实生活，在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我遇到一件事。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当初插队的时候，有一件制服棉袄，这种棉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我经常穿这件棉袄的挖河，那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面穿的是绒衣，汗都溻透了，所以棉袄上有很多白色的汗渍。这件棉袄是我插队时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我家当初住平房，后来文革以后，我母亲落实政策，给了房子，搬家到楼房去。搬走的时候看到这件棉袄，有一种感觉。从那以后我家又搬了无数次，后来搬到一个商品小区，我再看这件棉袄，包括我妹妹说母亲不在了，这件棉袄还给你留着呢，你取回来吧。我到我妹妹那里把这件棉袄取回来，这时我家已住复式的房子。我的书房很宽大。我在书房里打开这件棉袄，再看的时候，又是一种新的感觉。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点，我觉得现实生活，它为我的思考，包括我对若干时间以前的思考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在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当下，对当年的同一件东西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种突然的感悟，对今天参加深入生活以及今后的创作是否会有意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多耽误会议的时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