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他们为文学添加了新的色彩——关于“七十年代写作”

　　出生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大致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这时的当代文坛，面临着市场化的兴盛、新媒体的兴起等构成的强烈冲击，文学期刊的生存日益艰难，文学出版向商业化倾斜，整个文化环境躁动不安；而在文学写作领域，在刚刚露头的“七十年代人”前面，有前几代作家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而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以“80后”为主的青春写手协同市场炒作构成的强势追逼，这使他们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巨大压力。但“七十年代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在压力中默默进取，经过这种在坚守中的成长，他们不但没有被前辈作家所掩盖、被后辈写手所覆盖，反而在坚持写作中站稳了脚跟，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地位，并逐渐显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来。

　　在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坛，“七十年代写作”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他们不仅人数众多，群体庞大(经常发表作品并有一定影响的有50多位)，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以他们的锐气、活力和新意，成为文学创作中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或者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不断获得各种奖项，或者以好看又耐看的作品赢得广大读者喜爱，使得文坛内外都不能不重视他们和关注他们。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属于七十年代人的卫慧、棉棉因为《上海宝贝》、《糖》等作品的所严厉处理，文学界随之有人随之跟进，用“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说法加以否定性的批评与批判，这件事也殃及了整个七十年代人的写作。一些评论者先是简单粗暴地把卫慧、棉棉等人的写作判定为“身体写作”，然后又把她们看作是整个七十年代写作的代表加以伐挞，因为“七十年代人”中女性作者居多，描写爱情故事的居多，因而，整个七十年代写作在一些评论者的描述中，就被整体的给予了“妖魔化”。事实上，卫慧、棉棉不能作为“七十年代人”的代表和代称，所谓的“身体写作”只是她们的事情；她们的写作是否就是“身体写作”？即使是“身体写作”，这种写作有没有其合理性？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反思和深入探讨的。

　　从创作呈现出来的情形看，“七十年代写作”是一个异常丰繁的创作群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卓具个性的，但从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从而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共同性特点作出一些评估。以我的观察，他们有这样三个方面的特点比较明显，也值得关注：

　　第一，是看取生活时的带有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七十年代人”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为人民代言”的群体性立场的写作，比较典型的是已去世的陕西作家路遥，他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经常会出现“我们”、“我们”的提法，表明他写的不只是“我”，而是“我”和“我们”，他是为“我们”代言的。还有一些作家虽然不象路遥那样明显，但都多少带有为“人民”写作，为“我们”代言的因素，只不过更为隐性一些罢了。“七十年代写作”因为作者成长于由“群体”向“个体”、由“共性”向“个性”大幅度过渡的八十年代，重视个体、突现个性的成长印记就必然带入写作之中，使得他们的作品既成为一个时代个性彰显的纪录，同时也使他们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而在他们普遍走向个人化的艺术视角中，那种平民的色彩和市民的意味也相当的明显。被他们写入作品的描写对象，常常很难确定其身份，有时是求学者，有时是小文人，有时是都市白领，有时是无业游民。这样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大量进入作品，使得他们笔下的生活充满了流动性、鲜活性，乃至市民性、民间性。我觉得这种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满含个性体验的同时，给文学带来了时代与社会的新生面，以及他们对这种新生面的新观察、新感知。

　　第二，是由清醒与怀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叙事。如果说每一个文学人都是以自己已经形成的“系统”在面对生活和从事写作的话，那么以五十年代人为主的文学群体大致形成了这样的定势：以浪漫的姿态看待人生，以庄严的姿态对待文学。这种“浪漫”与“庄严”共同作用于写作之后，就常常会去捕捉重大题材，构筑“宏大叙事”；而“七十年代写作”与此明显不同，在他们那里，生活不仅是不浪漫的，而且是不规整的，那就象另一作家刘震云所概括的那样，是捡拾不起来的“一地鸡毛”。他们对于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浪漫”、“理想”这样一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字眼，是持保留态度的，甚至是表示质疑的，他们更多的相信自己所经验的生活，所产生的疑惑，因而，一般不盲目地歌颂什么，不抽象地畅想什么，只是冷峻异常地描写他们看到的和感到的。因此，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现状之无奈，常常真实得让人尴尬；他们所表现的人物心境之无告，常常真切得让人惊异。象丁天、冯唐的“都市成长”小说，象戴来、盛可以的“都市闲人”小说，都在描写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物方面，具有一种如“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一样的冷峻和不露声色。这样的写作，具有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神韵。个中虽然缺了“宏大”与“严正“，却也添了“细腻”与“冷峻”，。

　　第三，把游戏性的因素带入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文学减负增趣的作用。在我们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写作中，可以看到游戏性的文字，但绝少看到游戏性的姿态。此前的作家大体都是如此，只有一个王朔是例外。而在“七十年代写作”中，游戏性已成为一个普遍性因素。这在后起的“七十年代作者，如石一枫、阿乙，蒋一谈等人的写作中更为显见。他们重“意思”，更甚于重“意义”；“好玩”、“有趣”既是他们生活中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写作时的出发点。这种游戏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表现为人物与生活的相互戏弄，有时表现为故事与叙事的相互映衬，使得他们的作品因为具有某种反讽性、戏噱性和幽默性，而格外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在这种写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了“庄严”的方式，但依然有效又有力的文学旨趣，它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增进了写作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七十年代写作”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也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样庞大的一个写作群体，有很多人即非体制内的职业作家，又非游弋于市场的文学写手，他们中的多数是在不同的社会行业和文化部门就职，而又坚持纯文学的写作，并且稳扎稳打，孜孜以求。应该说，如果不是对文学抱有坚定的信念，不是对写作抱有深挚的热情，这样的写作不仅难以为继，而且难以形成气候。因此，他们是一个认真追求文学，并不讲求名利，相对纯粹的因爱好文学而从事写作的一个群体。我认为，这是他们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也使他们成为当代文坛最为宝贵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