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发言

　　穆涛(《美文》杂志副主编)：

　　《美文》的核心就是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大散文”不仅仅是他的散文观，还是他的文学观，他对文学的理解、认识包括不断地心得，都在他的散文用这个方式传达出来，这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从《土门》之后，《土门》《高老庄》《怀念狼》《高兴》《秦腔》《古炉》到这本《带灯》，这么密集的这些的书，他想表达什么，我从我的角度去理解，或者他想寻找什么，他想干什么。我在我读过的，有几位专家的看法对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位就是丁帆先生谈到《怀念狼》的时候，他说贾平凹是用现实主义的以实写虚这种具体方法，这种具体办法不断地在向当代写作传统进行挑战。李敬泽也有类似的实跟虚的东西的看法。丁凡先生说他用这种方法在试图建立新汉语文学的模式，用实际的大量的细节来构建背后和上方的虚，来寻找文学的真解。南帆先生谈到他的《秦腔》的时候，说到他的这种写法用现实主义这一套理论框架不住他。还有一位王一燕，他确定他在寻找的是身份归属和同族框架。这是我把这三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我来说一下，我的认为是什么呢，简单地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写中国人要用中国人的思路。第二点是写中国人的行为要放在当下中国，要放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去写。这是我理解他这些书的一个走向。写中国人你要着眼于中国人的思路，你写的是中国人，你不是写外国人，就中国人的东西。写中国人的行为要放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去写，我是这么理解的。你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什么，或者说你这个国家依靠的东西是什么，你国家主要依托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土地，我们以前写土地就是主旋律，土地是核心，写田园也是核心，因为以前任何职业你都要回到土地上去，最终都要回来，你去当官，你到老了，你要告老还乡，你要回来、你去打仗你当将军，你要卸甲归田，你也要回来、你读书人，你耕读还家、你经商赚了钱要回家置办土地、你皇帝给大臣发奖金他是发土地的，给你多少顷土地，现在不那么发了，现在都变了，土地的性质在变化，土地不再仅仅打粮食了而且还搞开发区，土地上的人，我们现在的城镇户口已经超过农村了，而且还有两亿七千万的农民工，整个国家的主体，支撑国家的主体这个大的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国家所依据的依靠的是什么，在变化。那么就是说，在变化了的社会转型阶段，整个的结构在变化了的阶段，贾平凹所着眼的是，在那个大的变化的内部的细胞核是怎么裂变的。比如《带灯》，他这个里面是怎么样以及他相关的一些，包括《秦腔》，是怎么样农村不再像农村了，他在传达这个东西，他在寻找，中国的中国人的当代属性。他在寻找当代属性的时候，在社会大变化的时候表现出的一种迷惘和矛盾。因为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国家领导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中国的下一站要走到哪去？因此说整个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同时也暴露出了一条，贾平凹的写作也没有大的文化预见性，并不比我们的领导人看得远一点。在这种迷茫中呢，一方面展示这种迷茫，同时也有一种怀念，怀念我们社会转型过程中或社会进步过程中那种消逝的，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高兴》写完了之后，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六棵树》，他就写他们村子里消失的六个树种，我给他提了个建议，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你书的第二个序，或者作为后记，后来好像他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这是我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说一下文学批评的标准。五四时期有一句话，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东西是体，体是原则，是准则，是称上的准心，中学的东西要作为体，西学作为用。我们到今天100年了，好像用拧了，西学是体，中学成了用，我们呢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比如我们文学批评的标准，我们这个体制什么，我们手中的尺子是什么，不仅仅文学批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世界经济的老二，这个老二的标准，这个金融标准，经济标准不是中国的，包括我们的大学教育标准，包括我们的环保标准，我们很多标准都在听命于人。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听命于人，比如说像环保像汽车排放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事关中国人精神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标准。秦国和秦始皇了不起的地方，虽然朝代呢么短，但秦国时间长，他那么短的时间制定了很多标准。比如说《礼记》中讲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你度量衡的东西，土地的东西，丈量的东西要统一；“书同文”，中国那么大，地大物博的，要统一中国人的文字书写；“行同伦”做的糟糕一点，焚书坑儒的东西。就你，行为上也要有个东西。秦朝是有焚书坑儒的，在以后的朝代里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没有活埋，但是，他是阉割的，这就是制定标准的重要。一个大国，没有自己的标准，你文学要想强大起来，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标准，好像是有问题的。那么谈到文学批评的标准，比如说谈到贾平凹的，我读过一些文章，其中比如有一些谈到，用知识分子的形象，说贾平凹的人物中有哪些知识分子的形象，首先我们就想，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哪里来的，他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定义是进口的，我们以前有文人，你做了官叫仕，这个概念有一个以前的标准是：“达则兼及天下”，不达了就独善其身，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不管达与不达都要有社会关心，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你讲贾平凹的小说离知识分子有多远，我的理解中他这些包括短片的东西，他都在寻找中国人的这种写中国人的行为，写中国人的心理，写中国人在社会变化中的变化，人的那种变化，他是寻找自己的理想的，但是并不应定要通到西方知识分子的那种标准上去，不是通到那个文化形象上去，他可能有那个点。这个是我谈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已经到了建立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已经到了建立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了。这是我理解中的第三点，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学标准。

　　第四点，我想说一下具体的乡村暴力和语言暴力。《带灯》是一本血淋淋的书，一种激烈的东西，只不过就是老贾的语言好，叙述的态度也好，显得不那么激烈。其实是很激烈的，只不过就是他的这种方式，“一白遮了百丑”。乡村暴力，作品里边38条上访的东西，是具体的点，包括吃胎儿。他这个乡村暴力的变化，也是写出了现在的东西。我们以前《暴风骤雨》这本书也是写乡村暴力的，那种打土豪分田地，那种打地主老财那种方式不暴力吗？但是，一个国家的革命阶段到社会转型阶段，这种暴力是正常的。贾平凹写出了这种变化，这种暴力的变化。

　　语言暴力是什么呢？《带灯》里面有一个细节，说一个小学老师哭，她哭的词是，她舅舅死了。她哭的是：“我坚强、勇敢、勤劳、忠诚的舅舅呀”，这个一读就笑了，但很多我们现在很多语言体系，语言系统就是这样子，就这么说话。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学生的故事，写的是小学老师，好像演的是韩红还是谁，记不清了，她在青海，她支持一所小学好多年，又给钱又盖房子又盖宿舍又给营养早餐。好多年之后学校请的去，去了之后很多学生都哭成一片，都特受感动，后来一个学生代表，她走的时候给她塞一个纸条，说你一定要回到家里再看，不要在飞机上看。她觉得跟小孩子约定特重要，她就回到家里第一步先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七个字：“感谢政府感谢党”，这小孩子不会表达了。其实我们看现在有很多语言，文件语言、报纸语言，这种暴力存在一些东西。其实一个作家建立我们自己的语言，建立我们公众的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可以往下留传的那种语言的东西多么重要，这是我内心非常佩服老贾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语言的那种生动又朴素。我这个说的是第四点。

　　第五点是，文风仅有朴素是不够的。我们经常讲文风朴素，当成最大的优点，我觉得文风除了朴素最重要的是清晰、清醒和清正。“清醒”是什么，是文化眼光。一个作家精神的东西，写的东西要有文化眼光，要看出社会规律来。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说了那么多年了，这句话是文化眼光，他是看出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我再举两个例子：浩然先生他有两本书叫《金光大道》、《艳阳天》，当时那么了不起的文学才华，但是十年之后不再读了。我们也可以说这两本书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这两本书紧紧地把握住了甚至是掐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但是就出现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那个时代是有问题的，政治所强调的问题并不是文化的东西，我们讲政治就是及时雨，及时雨都是及时的，也是当时的，甚至是一时的，这是我说的一个例子。时间问题，第六条就不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