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发言

　　2003年的时候我到西安来了一趟，当时应那个小说评论的杂志，做了一个策划叫档案的栏目，过来采访过贾平凹老师和陈忠实老师，当时做了两期西部小家档案，印象非常深刻。两次来到西安，都是陕西省作协给我的机会，非常感谢。我曾经在去年出过一本书叫《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其实我这些年来对西部作家特别是以陕西为中心的作家非常的关注。我今天来了之后我感觉到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觉得，这个西部作家陕西的作家，不光是陕西的作家非常有实力，陕西的评论家也是。今天可以说是感觉到了大师的光辉。好多老师都没有接触过，第一次接触到的，包括像李星老师，畅老师，还有雷达老师啊，白烨老师都是来自西部的。因为我发了一些文章，发的最多的杂志就是《小说评论》和《文学评论》。所以这两个杂志对我是非常的关注和扶持，所以我今天来了，首先要表达一点感谢。接下来说一点正题的，听了很多老师和同行谈到对贾老师的这样的一部新作《带灯》的一种评价，我也非常受启发。在来之前一个月我已经拜读过了这一部作品——《带灯》。曾经也想过写一篇评论的文章出来，但是由于高校的五月太忙了，有一些构思但是没有写出来。包括有一些构思，从今天上午到下午，有一些老师跟我有一些观点相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也非常冒昧地把它谈出来。我所理解的贾平凹他在90年代以来，他对于小说创作的一种美学追求的一个大体上的他个人的小说文体的美学。我把他归纳为了几个方面，当时署名，当然是以贾老师的名字署名的在小说评论上面，但后面有李遇春根据作家的文字来进行整理的。我当时把它主要分作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小标题就是说话，第二个方面小标题叫精神，第三个小标题叫虚与实，第四个小标题叫中与西。03年见了他一面之后，后来没有见过，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贾老师，他还是一直沿着这个路子在走过来的。

　　首先探索一种说话型的小说，这个说话的概念应该是中国古代话本小说提到说话，那么，贾老师呢我是在长篇小说《白夜》的后期提到，其实已经暗示了，他没有提《废都》，他是从写《废都》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他要探索一种新的小说言说的方式，这就是说话。这个说话又和中国古典的说书人的说话不一样，传统的说书人是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型的叙述，完全是说书人能够凌驾所有人物之上的，贾老师摒弃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说话，同时他也不赞成政治型的说话。我们很多革命型的叙述，在50到70年代很多这方面的政治权威性的叙述，这种说话方式他也是反对的，还有知识精英的叙述，在最初创作80年代，很多的作品探索出来的，土匪系列的，有些作品也寻求一种现代型的叙述，或者是那种后现代的叙述，他也很会玩弄这样一些叙述上的策略，带有先锋色彩的，我觉的这样的一种叙述，比如现代小说采取的宏断面的叙述，还有先锋小说里面的很多的那样一种“元叙述”的手法，它都是反说话的，反说话就是和我们正常说话不一样的一种言说方式。那么，贾老师他所探索的一种说话就是，他自己的话说，非常混沌的一种说话状态。其实，应该来说，那年我见过他，和他聊过，他说，你就不要听我跟你谈话了，我的陕西话你是听不懂的，我用笔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后来他还是和我闲聊了一会儿，在闲聊过程中他提到，他说其实小说就应该像我们今天这样写。这个闲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我给他的提纲，他是用手来回答的，贾老师所追求的一种说话就是闲聊的方式。林白写过《妇女闲聊录》，在这方面和他有些暗合，就是说怎么一种说话。当然这种说话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正襟危坐的说话，像说书人的政治型的或者是古代传统型的说话，他要追求一种混沌而来，苍茫而去的像生活原态的一种说话。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新的，说话的一种叙述追求。这种追求，我个人认为它是对中国古典说话，说话小说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变，创造性的转化。他能够吸纳中国传统的说话，借助这个词，同时又能够灌注了很多现代小说，包括当代小说的反说话的一些艺术，融合了现在与传统小说叙述资源，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大的成绩。

　　第一个方面，贾老师的他的这种小说说话，究竟想探索一种什么样的说话体的小说。首先就是确立说话的视角，就是日常生活叙事的这么一个视角，把他确立下来，他不是说书人的夸张的叙述 ，不是政治小说的领导权威的叙述，也不是知识精英的游戏的叙述，他是原生态的反应日常生活的一种叙述，不是精英式政治式的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一种平视的，原生态的反应这样一种生活。那么，他在《带灯》这样一部作品中有所发展，他一个方面是叙述樱镇的故事，一个方面是说话，另一个方面他又增加了带灯给元天亮的信，这20多封信实际上也是一种说话，当然这是一种抒情式的说话，像倾诉型的说话，这样一种说话像倾诉型的说话是前面几部包括《古炉》，《秦腔》，里面所没有的，我认为这是《带灯》所出现的新的技术。

　　第二个方面就说，贾平凹的这样一种新说话体的小说他是有意识的打破了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情节模式，我认为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情节模式，我把他叫做情节流。那么贾平凹他要走向的是什么呢？刚才陕西李震老师提到一个生活流，其实上个月我在武汉的一个讲座当时也提到，贾平凹他是从情节流走向生活流，武汉的池莉是从生活流走向情节流，但是，我后来又在反复的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贾平凹不光是从情节流走向了生活流，他还进一步的走向了细节流，非常繁琐繁复这样一种细节，能够把生活的心灵的褶皱把他敞开来，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写实的艺术，我想把它叫做从生活流进一步走向细节流，这恐怕是他的小说创作在小说美学方面对当代文坛的一个贡献。但是如果说《秦腔》也好，《古炉》也好，《高兴》也好，里面主要都是生活流或者细节流的话呢，那么《带灯》这部小说在细节流生活流之外呢又加入了一种东西，那就是把西方意识流的东西结合起来。《带灯》的那20多封信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的流动，这种心灵的绿色流动是借鉴了很多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些也提到这样一种问题，他说他里面读到的《追忆似水年华》，读到的乔伊斯，或者是布鲁斯特的小说作品，《带灯》是细节流和意识流的融合，这种融合也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我始终认为贾老师他一直追求的就是西方现代小说自愿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一种融合，他一直走在这样一条大道上，然后在逐步形成自己的小说的美学，而且他特别喜欢在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写一个后记，贾老师每一部作品的后记都能够看到他新的美学的一种追求，包括小说美学的一种追求，包括这一次在带灯的后记中提到的，他其中的一个细节说到的巴塞罗那的这样的一种踢法，这种华丽的踢法不分前卫不分前锋也不分什么中场后腰前腰，所有人都全能，所有的人能够把足球里11个人的位置打通变换，非常繁复的，这里面再次印证就是一种生活流的东西，细节流的东西。这一种来源应该是来源于《金瓶梅》《红楼梦》的，我们不能说贾老师这是一种完全全新的创造，是中国古代没有的，恐怕这个评价太高了。这是从中国古代的特别是从明清以来的，因为中国的古代小说传统里面一个是情节流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另一方面《金瓶梅》《红楼梦》更多的是生活流的，但是贾老师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他进一步走向了细节流，又再往前面走了一步。

　　当然也许有读者不一定同意，我在武汉也接触到一些评论家，他们说写的太啰嗦了看不下去，但是我觉得贾老师这种创作，这样一种细节流小说，他存在的价值就是反抗我们这个时代，他追求的是空间式的，刚才那位李震老师也提到的，我感觉贾老师的小说是拒绝时间的，在反抗时间，他要求我们的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里面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每一部小说都能改编成影视的话，那么我们小说的自身独立价值何在？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家，一写小说，马上就想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果我们的小说只能变成电影电视剧的脚本的话，那么我们的小说就缺乏了他独立的艺术价值。贾老师这部小说从细节流到生活流的这一种小说恰恰是对我们这种快速的一个时代，快餐时代的一种反抗。他的小说你必须要安静的耐心的静下心来读，他把我带到他所营造的小说的话语空间，一个美学空间里面去，他引导我们不是去被时间所控制而是要回到空间里面去。这也是我在武汉我在书房里面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听到李震老师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高兴，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探讨的贾老师的一种小说的文体美学的东西。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那么以《带灯》为代表的，包括《古炉》《秦腔》这样一些小说，他们不光是在反抗情节结构，拆解情节结构，走向生活流细节流然后和意识流相结合。

　　同时在人物结构方面，它能够把那么多人，当然《红楼梦》是能把那种所有的几十人包括上百人驾驭在所有的生活场景之中，那么在现当代的小说里面，长篇小说里面从叶圣陶的《倪焕之》，包括矛盾的《子夜》以来，写长篇很少都能够驾驭那么多人物的，不可能达到曹雪芹《红楼梦》这样的把人物几百个人物，几十个人物中的每个小人物写出他的个性来，我觉得贾老师是有这样一种艺术的雄心的。他一直是想在长篇小说的空间中让更多的人物活灵活现的，活动的，把一种状态，把生活的原态呈现出来，这就是中国小说里面很伟大的群像结构。而回顾百年来中国的现当代小说里面，其实很多的作品读完后我们往往就记住了一个人物，能够记住一个人物就不错了，很多小说里面根本一个人物都记不住的，大家都不会写人物，《白鹿原》很伟大，《白鹿原》里面写了好多人物，而且那些人物都能够站立起来，《秦腔》里面写了那么多人物，包括夏家的几代人，往往会想起我的家乡里面我自己的家族里面祖辈父辈乃至兄辈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物，包括《带灯》这部小说也是一样的，他其实写了很多的一些人物，我们往往想到带灯这样一个女主人公，除女主人之外小说里面王厚生这个形象，包括村庄里面13个妇女集体要去维权的事件里面，包括带灯身边竹子的形象，乡镇里面几个行政官员的形象，每一个，哪怕是小的人物，他都能够塑造的非常的灵动，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这样一种群像结构的话，如果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的话，这就是一种块茎结构，像马铃薯一样的块茎结构，马铃薯你把它切开后每一个切片都能生长出新的发芽，和一般的种萝卜是不一样的，他不是根茎结构而是一种块茎结构。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往往就是块茎结构，所以能够在同样一部小说作品里面，同样一个文本里面能够生长出很多的人物，《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回过来看贾老师的小说，应该来说，他在《古炉》里面，《秦腔》里面他都走得这一个路子，包括《带灯》，他依然走得这样一个路子，与根茎结构的线性结构不同的一种块茎结构，他与网状结构有联系但是并不相同，我这里没有时间来辨析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有时间写文章我再来辨析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再一个方面，我觉得《带灯》这部小说在融合现代与传统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在塑造人物，包括他想用历史的一种笔法，大家都知道，汉魏时期的，古人叫做，野史笔记的这样一种方法来书写历史，他和正史是不一样的，他这一系列的小说包括《秦腔》到《带灯》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中国古典小说里面包括志怪小说、笔记小说、志人小说。刻画人物小的片段我觉得是很舒适的，我觉得在贾平凹的《带灯》里面在文体的灵活方面，显然的吸纳了中国的那种传统。他原来的小说按照他自己说的，更多是明清以来的这种小说的叙事的传统，他现在在《带灯》里面有意识的想回到汉魏时期这种比较古雅的、言简意赅的叙述很多方面开始回到汉魏的一种风格里面，也是回到那个年代中国古小说的传统，他在融合这方面的东西，我感受到了他这样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呢，他又有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有的一种抒情传统，这是海外汉语言学家非常强的东西。在当年陈碧媛做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也在里面谈到，中国古代小说一个是史传传统，一个是诗骚传统，诗经，离骚以来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也注意到贾老师的《带灯》后记里面，他的最后的一段里面也是提到了离骚，提到了楚辞，他想用一种抒情的方式。中国古典小说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史传与抒情的融合，诗与史的融合，但是诗与史融合的产物是不是史诗，史诗的概念是西方人的，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诗性的书写这两种融合的最高境界那就是《红楼梦》，那是诗与史的融合，但是融合出来的东西，我们简直不知道怎么给他一个命名，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如果诗与史融合就是史诗，但是史诗确确实实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概念，那跟史诗的宏大叙事完全是两回事，然后贾平凹的这本创作恰恰就是反史诗的，但结果我们分析的觉得还是诗与史的融合，诗性的书写和史传的书写，两种叙述把他融合了起来。

　　这就是我主要的一些看法，谈的不对的请各位专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