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鲁华发言

　　韩鲁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贾平凹的新作《带灯》在许多方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延续着《秦腔》、《古炉》的整体艺术思路前行的。但是，这其间的确有着明显的变化。这部作品与此前的《秦腔》、《古炉》等在艺术叙写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内在的风骨更为突出，作品的内在质感更强；二是叙述上更加质朴，白描性、直叙性更强；三是于整体艺术建构上，意象性似乎在减弱，细巧的东西也少了，更加沉静、厚实、直白，是一种生活骨架本真式的呈现。

　　更加令人心灵震动的是，从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在文学艺术创造上的一种追求，或者叫野心，那就是贾平凹试图实现着将中国文学艺术精神打通的探寻。他自言以前倾心于明清，现在对两汉更感兴趣，欲以两汉笔法叙写今天之事，也许将来他还会将目光投向先秦。他的文学创作中两宋元明清的艺术因质影响是明显的。重要的不仅是对于文学笔法的学习，而是从作家文人身上承续其文学艺术精神气质。比如，苏轼的精神气质，在贾平凹身上就有着明显的显现。在拉通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的过程中，寻求中国式的文学艺术建构，这一方面，当代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做着努力。于新世纪，或者再早一点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作家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只是人们并未像今天这样清醒而已。虽然如此，笔者还是认为这一历史使命并未完全完成，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确立“我是谁”的问题。西化移植模仿，或者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中外文学中拿来一些东西，貌似古典的、西方的，实际上却给人一种拼帖的感觉，并没有完全地融会贯通。所以，对于传统的承续，更为内在的是，在艺术创造中，融会贯通着中国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艺术精神，内在骨子里具有一种中国文化艺术的风骨，有一种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神韵。也就是说，至今中国式的当代文学的艺术思维、艺术精神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家理论家所应当彻底检视和思考的问题。

　　正是从这一方面考虑问题，《带灯》所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发展中带有根本性、本质性的问题。而且笔者还有一个感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总结的时期。这一思考是在莫言获诺奖之前便产生的。有不少作家似乎都在做着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应当说贾平凹于这一方面的努力，是觉悟的比较早的作家，也是最持久、最具特色、最富有建设意义的作家。当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的种种探索，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也许正是他这种不安顺的探索，在别人倾向于西方寻求中国文学的出路，而他却始终如一地坚持将目光专注于中国文学传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非常浓厚的中国本土化的印记。如此说来，有人将他称之为是最中国化的当代作家，是有其道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把这部作品放在建构中国式文学写作的语境下来思考问题，不失为一种解读的视野。

　　从《带灯》的阅读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贾平凹文学叙事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依然在中国文学叙事的传统之中，所不同的是更加富有质地，体现出他自己所言的“海风山骨”审美特质。不仅如此，这部作品比起《古炉》，特别是《秦腔》要好读多了，也许，正是这种更富质地的文学叙事，使得依然的生活叙事中所潜藏的血性骨脉，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阅读激情。中国文学艺术的叙事传统，从地域角度来说，总体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不仅古代的文学创作，大体以秦岭长江为分水，就是今天的作家叙事，南北的叙事风格，其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贾平凹在这部《带灯》要“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其实，他所处的商州，是中国南北的交叉地带，本身就融汇着南北文化，在他的身上也就融汇了柔和清秀与沉厚尚实的叙写因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贾平凹的《带灯》所具有的刚柔相济的叙事风格，并不能仅仅归结于作家所说的学习两汉的叙事，还有着他从文化性格角度所兼具的南北文学叙事传统的吸纳融汇。

　　在此我们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归结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就其叙写笔法来看，又有着史传笔法与诗骚笔法。贾平凹的文学叙写，主要承续的是诗骚传统。记得贾平凹曾经说过，他在文学叙事上是“以实写虚”如果将诗与骚进行比照，可以说“诗”是以质实敦厚为主调，而骚则是以诡异空灵为主调。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便是于诡异空灵中融汇着质实敦厚。这种叙写追求，在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不断的探索与发展。作品中的质地感的强化，其实在《土门》中便已显现的非常明显。特别是《古炉》，史传的笔法因质已经更加突出了。这里我们说一种现象。在《古炉》和《带灯》中都有着宏阔场景的叙写，最为典型的便是，前者对于武斗场景的叙写，后者是元薛两家的械斗，其描绘都是非常精彩的。是否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有两种传统，一个是文人传统，一个是民间传统。贾平凹的文学创作，非常注重作品的趣味性、神韵性、意味性、情趣性等的表达。这些，我们不能不说，他更多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体悟，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精神性格气质的承续。所以说，“他把中国文学悟得恨透，不立流派而自成一家，以海的博大接纳外来的手法和技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味道。”而这个气派应当说是中国文人的文学气派，这个中国的味道，也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味道。

　　贾平凹的文学叙事思维，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意象思维模态建构。这种整体意象叙事建构，不仅追求其象征性、隐喻性等，而且在叙事把握上特别强调整体性、流观性、模糊性、散点透视性等等。这也就是说，贾平凹的文学叙事，一方面追求作品的这种整体意象艺术建构，非常重视叙事结构的整体性、茫然性、意象性。在这里，也就表现出他意象叙事思维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整体性把握。这种整体性艺术思维，给他文学创作的具体叙事，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同时也使得其叙事与其意象建构更为浑然一体。这正如他所说，“对于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使我越来越失却了往昔的优美、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日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于此还体现着贾平凹文学叙事艺术思维上另外一个基本特性，那就是“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追求的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融合。这里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学艺术中“仰观”“俯察”式思维方式于本质上相一致的。

　　中国古代对于时间把握的思维特征， 第一，对于时间流动过程的整体性把握体验，它是浑然茫然等；第二，将自然与人的生命紧密融合，将自然地河水流逝，喻为生命的流逝，二者合二为一，构成时间的整体观念；第三，感悟顿悟性，亦即对于时间的把握，不是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源于生命的体悟；第四，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一种模糊性。正因为它不是分析，而是体悟，这中间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而这也许正是文学叙事在时间上更具有内在张力的地方。

　　由此我们来审视贾平凹文学创作叙事时间上的思维特点，可以说上述这些都有着体现。《带灯》的叙事，从时间上来看，一年四季的变化融入整体故事叙述的建构之中，亦有大的社会时代，比如从元老海阻止高速公路通过樱花镇到大工厂的建立。这告诉人们一个时代的时间区段。从作品中可以推测到，大概叙述了带灯到樱镇这几年的生活历程。但是，究竟是几年，我们确实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正是在这种模糊性的时间叙述中，给了人们一种却十分清晰的时代。现在的存在是人时间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切入点。因而，文学叙事的时间建构，也就首先是一种此时的时间建构。《带灯》的叙事时间毫无疑问是以此时为其基本叙事建构的，叙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着的现实。从文学叙事思维方式角度看，关注当下性始终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建构自己的文学叙事空间区域，这似乎成为当代作家进行文学叙事上的一个共同的趋向。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等。贾平凹建构自己的叙事地域是从商州系列作品真正开始的。可以说，他主要的文学作品，所叙写的都是商州，商州便成为他文学叙事的基本地域对象。商州作为贾平凹文学中所创造出来的叙事空间，从自然地理上看，它是秦岭中的一个山清水秀的盆地，连接着中国的南北。就人文地理角度来说，它是陕西的一个地市级的区划，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一个交汇地区。从《满月儿》等一直到《带灯》，贾平凹叙写了商州当代的社会历史生活。位于秦岭中的商州就犹如一座丰富的矿藏，为贾平凹提供好了丰富的文学叙事资源，也成为贾平凹文学叙事叱咤风云的广袤无限的天地，使他创造出一个文学叙事意义上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