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发言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没有想到这么早让我这么早来发言，可能是刚刚点了我的名，然后主持人就让我来发言。我现在先来解释一下刚刚关于我在火车上的事情。我当时正在回家的路上，不是很冷淡。和李老师在电话里面，李老师说了贾平凹的创造力太激动。可惜我当时没有看过，所以只好联系了贾平凹，和他索取了手稿进行了阅读。读完以后，我非常认同李老师的看法。《带灯》又是一个好的作品，《古炉》是历史，是文革，可是《带灯》直面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之痛的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近年在追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我每年都在读很多的长篇小说，我现在发现中国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代我国作家思想能力的一个贫弱，思想能力贫弱导致了我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处于一种平庸的状态。我有一个看法，要想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那这个作家要有突出的思想能力。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优秀的思想能力，那他是很难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贾平凹老师我觉得就是一个思想能力非常突出的作家，为什么会有人得出贾平凹是没有思想的作家呢？说《带灯》没有精神支撑？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觉得《带灯》是一部非常尖锐的，非常犀利的切入当今现实的一部小说，李老师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也随之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的《带灯》就是关注我们当下社会问题的一部小说，但他又不仅仅是一部问题小说，它超越了一般问题小说对于社会层面的关注，他变成了一部关于生命存在进行文学思考，文学表达的这样一部小说。所以我觉得它是写出了被囚禁的生命存在，最突出的就是王后生在镇政府被几个干事殴打之时，说他有一种在重庆渣滓洞的感觉。我觉着这个镇政府的会议室变成了当年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非常尖锐，非常犀利的，被囚禁的生命存在。就算是带灯也是一个被囚禁的存在，她最后被免职了。她的下属。那个女性作为一个搞维稳工作的人也成了一个上访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尖锐，非常犀利，非常巧妙的一笔。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我们是没有人权这个存在的。所以呢，读这个《带灯》就让我联想到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丹麦是一所牢狱，世界也是一座牢狱。里面有很多监牢，囚房，地牢。其中丹麦是最坏的一座监牢。哈姆雷特王子说丹麦也是一个监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是一个囚徒的处境。我觉得贾平凹的《带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其实他是一个巨大的象征，那个樱镇你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其实它写出了当下中国普遍的一种囚徒的处境，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囚徒。所以能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囚徒的感觉，被囚禁的生命存在的这种感觉能写出来，我觉得是贾平凹先生对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突出他有坚实思想的努力证明。我的文章很长，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