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从个体出发，重返共同体

　　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故事一样，要真实地讲述什么，就要首先从“我”开始，尽管这种沉溺在“我”的内部的故事，往往走向更大的不真实。我出生在辽宁东部的一座时间仿佛静止般了的小城。在我成长的年月，没有卫星电视，没有电脑与网络，甚至没有报纸与杂志。在宁静的苍白中，小城贫乏的基础教育，无法满足我莫可名状的求知欲，对于新的、不同的世界的好奇，这只有通过最传统的文学阅读，大量的对于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伟大的十九世纪文学的阅读。

　　和十九世纪的故事相似，文学对于我首先是一种“脱嵌”，和故乡的环境、自己的家庭、古老的礼仪风俗与情感结构的脱嵌。通过阅读，在东亚的边缘地带，我慢慢熟悉千万里外的伦敦和巴黎，而周遭的一切变得灰暗下去了。脱身而去的方式，是通过高考，考到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然而，嵌入名校的中文系，意味着文学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救赎，更是一种体制化的生活方式。从本科到博士——“80后”一代批评者几乎共享的人生轨迹，文学的魅力渐渐变得黯淡。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化的学术体制里，文学批评分裂成毛细血管般的无数支流，没有对话，没有读者，每一篇完成的文学批评，都像一封寄向深渊的信，轻飘，空洞，没有回响。未来的路则像大理石铺就一样笔直而明确，也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在安稳中耗尽热情。

　　回顾自己往昔微茫的通过文学的挣扎，不过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性方案的极小的一部分。自己以为走在一条与众不同的奋斗之路上，其实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剧本。一切都像瓦砾一样从大地上被神秘的力量吸起，重建新的世界。这种脱嵌，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自由”；这种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进步”。

　　迎合着个人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式的文学十分受到欢迎，从路遥重写“人生”的故事开始，到郭敬明营造“小时代”的“幻城”结束，从陕北到上海，从黄土地到外滩，“自我”的文学成为这个时代柔韧的底色。走不出“我”，无论我走到哪里，走了多久，还是依旧被封锁在宁静的苍白中，这无法欺骗自己。

　　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批评者，我理解并且尊重父辈的批评观。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刚刚从一个梦魇般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对于现实主义的怀疑，对于语言变革的热切，以及对于纯文学的追逐，都在回应着笼罩着童年的“文革”浓重的黑影。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这个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与壮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学批评之所以在80年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

　　父辈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神话，已然暴露出内在的封闭。然而，这并不必然召回左翼批评。左翼批评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缠绕着过于情绪化的恩怨纠葛。同时，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评蜕变成丧失左翼真正精神内涵的辩护术。而且，文学批评固然应该向宏大的历史空间敞开，但不能被国家叙述所吞噬，不能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附庸。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同时，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反思“形式”的历史性，通过语言、情节与叙述形式的分析，进入到社会历史分析。这也将证明左翼批评之外的社会历史分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批评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为共同体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历史中的文学批评，既是美的，又是政治的，因这是人性的批评，完整的、尊重人性多个维度的批评。不消说，这种批评观无疑是一种调和，包含着辩证超越文学批评之分裂的冲动。

　　我这几年的初步尝试，是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考察王朔、王小波、韩寒这条隐蔽的文学传统。“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于陈词滥调的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