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什么是好的批评

　　就批评谈批评，太空洞。从我最近做的两件工作谈起吧。

　　第一件工作是程光炜教授最近几年主持编撰了一部比较大型的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我和黄平负责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部分。因为条件和人力所限，我们仅仅遴选了比较重要的40余种期刊，时间跨度是1949—1989年。我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组织一批研究生进行资料的查找、复印和校勘工作，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批目录资料进行了录入排版，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居然多达450万字，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等这一部分目录出版后，我们还想继续编撰1989年以后的期刊目录，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规模将会更加惊人。由此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问题，这当然是编辑此等期刊目录的重要目标之一。我由此想到更多的倒是一个批评的问题，面对当代如此海量的文学作品，当代批评所肩负的重任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代代批评家的工作，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学史该怎么去书写，我们的经典该怎么去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批评史，当代文学尤其如此。

　　第二件工作是近两年我和香港大学的宋耕教授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想把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是8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结集出版。这个项目得到的热烈反应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首先是有数家出版社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其中包括香港的一些出版社和海外的几个出版机构；第二是宋耕教授将这个消息发布在相关媒体上后，收到了很多海外翻译家的回应，其中不乏比较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们对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结果我们遴选的16篇短篇小说很快就找齐了译者，并计划在明年8月份前出版汉英双语版。在这个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宋耕教授坦言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翻译很感兴趣，但因为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值得信任的中国批评家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两件事情大概都是一个批评者最日常不过的一些工作。但是由小及大，却也能道出些微言大义。在一个批评家被边缘化、批评好像日益得不到尊重和信任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说实话，这两件工作让我对批评有了更多的信心。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当然不可能有80年代的那种激情和自豪感，但似乎也不必过于妄自菲薄而至于一种职业的虚无主义。我在《南方文坛》的“三人谈”中提出以“文学为志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对当代批评浅薄的理解和排斥如何甚嚣尘上，作为批评者的我们，却应该有一份敬业之心，真正有效的批评从来就不会缺席于时代精神的建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值得信任。

　　至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才是值得信任的批评，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上述两件工作其实也大概可以代表我的一种批评理念。整理期刊目录属于一种历史研究的工作，而翻译出版青年作家的作品大概是一种当下批评的工作。我觉得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同时在这几个向度展开。好的批评应该有一种历史感，应该有“向后看”的意识，没有这种“向后看”，批评就容易沦为“时评”，当下就容易被“膨胀”，批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遴选，而遴选，如果缺乏历史的标准，就很难沙里淘金。同时，好的批评也应该“向前看”，不仅在历史坐标中将位置找好，而且应该通过种种的比较、衡量、区隔，指出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批评应该内涵三维的空间：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这是一种批评的“共时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批评就会变得浅薄、轻飘，批评就无法完成其遴选和建构的使命。这大概就是我坚持的一种批评观念，并一直努力将其付诸于我的工作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