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现在的工作

　　2000年秋天，我考入南昌大学，读中文系。当时，身边有三五好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起学习写作。彼时，我们并不了解时代的新变化，但皆深受先锋文学影响，一起写先锋诗歌、先锋小说，使用怪异的意象，玩弄叙事技巧，自欺欺人。现在想来，这些作品大都言之无物，形胜于质。为了写好先锋小说，我开始迷恋叙事学和后现代理论，搜求了大量中英文叙事学著作与后现代著作，读得晕晕乎乎，以为有得，如此不觉几年过去。大四时，我决定考研，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美学专业，以为懂此就可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复旦大学中文系西方美学专业实力雄厚，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更是高手如云，我几年奔波于西方美学和西方哲学课堂之上，大快朵颐。但读研期间，事情慢慢有所变化，我逐渐对中国古典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重心则是转向先秦经典。由于身处当下，所以希望看清当前的现状，明白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够看清晚晴“三千年之大变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问题，我一直持续关注，以至于今，一度曾自以为已经看懂，但再反思，觉得或许未必，还需要再深入，所以逐渐对庄子所言“天之苍苍其正色耶”有了较深的共鸣。在周明全兄的积极推动下，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80后批评家丛书，我交的稿子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我所谓“三统”异于甘阳，乃指清代、中华民国和当下，“通三统”则是希望能通此三种传统，因为今天的诸多问题或发端于清末，而若能明白前面两种传统的得与失，或于当下有所裨益。这本书大致代表了近年我的研究范围、关注重心和志向。

　　读博士时，我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博士论文以《晚晴民初身-家-国-天下体系变迁史》为题，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为例，讨论身-家-国-天下体系在晚晴、民初这一关键时刻的流变史。201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进京工作，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因为工作需要，每天坐班，朝八晚六，也因为杂事较多，时间完全被打碎。于是，我调整了研究方向，重心转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这几年，陆陆续续写完或在写三本书：一、《当下消息》，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主，对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几代作家有所涉猎，书名之所以取此，则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文学理解当下的消息盈虚；二、《中当前思想界现状》，此书已成十余万字，写此书希望能够弄清当前思想界的流变与现状，了解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现实基础、政治诉求、利与弊，归根结蒂还是希望藉这些流派和代表性人物理解中国的现实与处境；三、70后作家研究，从2011年开始，我在《西湖》开设了一个专栏“瞧这些人——70后作家研究”，已经讨论了二十余位70后作家，成二十多万字，写此书希望可以了解这一代作家的基本情况、命运等问题。

　　我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初衷是希望看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理解时代和理解自己，写文学批评大致也本此志向，所以我没有学科意识，亦不希望作一个文学史专家或评论家。文学可谓国风，文学批评相当于观风的工作，观风或能了解时代、知得失，那么自己或也能知道进退出处，应隐或应显，知道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看懂一个作家，或看懂一种文学现象，比较简单，看懂一个时代则较难。如何看懂？或有两路：读书与历练。由于每个人机缘不同，会各有不同的经历，不可强求。读书则应求精求深，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业者易浅，原因即或读书不精不深，因为工夫在诗外。所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者成名可较早，但难免后劲不足，每况愈下，应深戒之。